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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林外史》原貌的论争中，萧云仙这一人物备受关注。很多学者都怀疑萧云仙相关情节为后人窜入，吴组缃先生认为：“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这些片段，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实际生活体验……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章培恒先生则认为，以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为核心的三十八回至四十回：“无论就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说，都跟全书的其他部分很不相称。”本文将通过原著的回归和相关资料的查考，进而探讨萧云仙所在章回三十九回、四十回的用意，努力论证这一人物是吴敬梓本人的创作。
三十九回、四十回与其他回目的联系
鲁迅曾评价《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然而这只是对其结构的表面而宏观的评价。为使小说情节像现实生活一样事物之间充满隐秘的联系，并使读者感受到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生活在同一时代，作者在全书内容的前后呼应、相互联系上煞费苦心。
那么，萧云仙出现的三十九回、四十回是怎样与前后情节相互联系的呢？
一、三十四回中庄绍光奉旨见天子的路上遇到了两个着墨塑造的人物，萧昊轩与卢信侯。
与全书的一贯结构技巧相符合，卢信侯在之后章回中多次出现，如三十五回中去元武湖拜见辞爵还家的庄绍光，以及在第三十七回的泰伯祠大祭中担任司玉，最后一次则出现在四十一回与庄濯江同游秦淮河。而萧昊轩直到三十八回才被尤公再次提及，之后又以萧云仙的父亲身份出现。若如章培恒先生所言，三十八回到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均为窜入，那么萧昊轩就在三十四回后再未出现过，这不是与《儒林外史》的谋篇布局很不相符吗？
二、三十六回中曾提到虞博士出资帮助武书的母亲旌表，原文如下：
博士道：“足见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诗赋古文更好了，容日细细捧读。令堂可曾旌表过了么？”武书道：“先母是合例的。门生国家寒，一切衙门使费无出，所以迟至今日。门生实是有罪。”虞博士道：“这个如何迟得？”便叫人取了笔砚来，说道：“年兄，你便写起一张呈子节略来。”即传书办到面前，吩咐道：“这武相公老太太节孝的事，你作速办妥了，以便备文申详。上房使用，都是我这里出。”
四十回中，武书与萧云仙初见后，又去监里见虞博士：
武书送出大门，看见监里斋夫飞跑了来，说道：“大堂虞者爷立候相公说话。”武书走去见虞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里为报在后面，驳了三回，如今才准了。牌坊银子在司里，年兄可作速领去。”武书谢了出来。
次日武书又去回拜萧云仙。
如果只是为了塑造虞博士爱惜人才、推崇孝廉的人物形象，这一细节只需在三十六回出现，后续情节完全可以略过不提。然而作者在四十回又提到旌表的事情，是为了与前文相照应，足见其用心之深，若是后人窜入，将很难考虑到这一点。
三、其他联系。如萧云仙请沈先生在青枫城教书，数年后又在扬州重逢，从而引出沈先生的女儿沈琼枝。又如萧云仙凭借弹子绝技救了甘露僧，甘露僧就是一个在情节前后连缀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任务，同时，这一情节又与萧昊轩用弹弓打贼人相呼应，体现出父子二人的身怀绝技和嫉恶如仇。
由此可见，作者着意使萧云仙的相关情节与其他情节建立起紧密的关系，萧云仙这一人物在《儒林外史》中的嵌合度很高。
原文细节的佐证
若想判断三十九回和四十回是否为后人窜入，则需细读这两回的文本，揣摩它们与吴敬梓本人创作特点的异同。
一、景物描写
四十回中萧云仙赏雪的景物描写十分引人注目：
看那山上，树木凋败，又被北风吹的凛凛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飘下雪花来。萧云仙看了，向着木耐说道：“我两人当日在青枫城的时候，这样的雪，不知经过了多少，那时倒也不见得苦楚。如今见了这几点雪，倒觉得寒冷的紧。”木耐道：“想起那两位都督大老爷，此时貂裘向火，不知怎么样快活哩！”
陈美林先生在《谈〈儒林外史〉的景物描写》中对比了王冕观荷与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景物描写，前者是清新可爱的“活文字”（“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后者则是暗淡无光的“烂调”（“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提出吴敬梓在进行景物描写时根据人物的心境来分别描绘他们眼中的景象，从而“烘染”人物的思想情趣。而此处插入的景物描写尽管十分简短，却很好地烘托出萧云仙内心的无限凄凉，又带有几分诗意。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景物描写并不多，根据陈美林先生的总结也基本可以分为两类，而在“活文字”类中的景物描写多为哀景，颇有古诗中触景生情的意味，除了广武山雪景外，有代表性的几处如下：
1）第八回中娄公子还乡途中：两公子坐著一只小船，萧然行李，仍是寒若朴素；看见两岸桑荫稠密，禽鸟飞鸣，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里边撑出船来，卖些菱藕。
2）第四十八回王玉辉去南京：王玉辉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从严州、西湖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那天色阴阴的，像个要下雨的一般。
3）第五十五回盖宽登雨花台：望着隔江的山色，岚翠鲜明，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
同第四十回广武山赏雪一样，都是寥寥几笔，点到为止，却在小说一出出的闹剧之间注入了具有生命意识的悲剧美，在紧凑的情节和人物对白中添加了静态美，或为厌弃俗世，或为感喟人生，或为睹物思人，这些富有诗性的文字成为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看萧云仙赏雪的描写，作为一个实现了“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 的颜李学派政治理想的人物，却落得一个失意下场，天上飘下的雪花，是作者对被埋没人才的悲悯，是作者本人理想的一种创伤，陈美林先生认为，“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作者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据此，本人认为这样的景物描写与全书艺术风格相一致，不可能由他人窜入。
二、吴敬梓的生死观
作者对人物治丧的描写一贯比较轻忽，其中有王冕“擗踊哀号”，赵氏“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的天昏地暗”，匡超人“呼天抢地”，牛浦“哭哭啼啼”，鲍廷玺“阖家恸哭”，萧云仙在父亲死后也是“呼天抢地”，看似下笔极重，实则空洞无力，无论情真意切还是故作姿态，都是哭到“天昏地暗”，对待逝者也都是“尽哀尽礼，治办丧事”，一方面这可能是对书中部分人物虚伪性格的揭露和反讽，另一方面这可能体现了作者本人看待死生的态度。
尽管书中人物面对至亲离世的反应千篇一律，但作者却在人物弥留之际的遗言上下了一番功夫。
被怀疑后人窜入的第四十回中中出现了萧昊轩的遗言：
萧云仙哭着问：“父亲可有甚么遗言？”萧昊轩道：“你这话又呆气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后，就都是你的事了。总之，为人以忠孝为本，其余都是未事。”说毕，瞑目而逝。
这段描写与三十四回中庄绍光眼中“气宇轩昂，不同流俗”的萧昊轩形象十分一致，生则行大义，死则任去留。这也是书中人物直面生死之问的少数描写之一。另一处此类描写出现于庄绍光还家途中：
征君独自在门外徘徊，心里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动’，我若坐在家里，不出来走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这一场虚惊！”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义理不深，故此害怕。”
“生死亦是常事”，这与萧昊轩的看淡生死相契合，深层蕴含的则是吴敬梓本人看待死生的一种大气度。
另外几处有代表性的遗言分别是：
1） 第一回中王冕母亲的遗言：“作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那些作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著我的坟墓，不要出去作官。我死了，口眼也闭！”
2）第十七回中匡太公的遗言：“…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一满了服，就急急的要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儿女，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
3）第三十二回娄太爷的遗言：“你只学你令先尊，将来断不吃苦。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听信我言，我死也瞑目！”
由此可见，吴敬梓精心安排一些人物的死亡，一方面为了推动情节，满足人物进退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体现出逝者对生者的勉励和关怀，有告诫恪守本心的，有劝勉做实事的，有提醒勿忘忠孝的，少问鬼神之事（《儒林外史》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鬼神传说、异梦幻觉，但只起到点缀的作用，从未作为关键情节改变故事的推进），多为积极用世的思想，这与全书礼乐兵农的理想相一致。第四十回中，有关萧昊轩之死和萧云仙治丧的描写与全书高度一致，体现出作者本人的生死观，从而有力地佐证了第四十回出自吴敬梓本人之笔。
三、诗赋和题咏
萧云仙看题咏的情节也引起了本人的注意，对待诗赋的态度在《儒林外史》中基本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物是否迂腐的凭据，诗赋绝非马二先生所认为的“唐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而是八股取士的枷锁下充满生命力的存在。诗赋保留了士人最后一点自由和真实的心灵世界，第四十回中出现了如下描写：
说着，吃完了酒。萧云仙起来闲步。楼右边一个小阁子，墙上嵌着许多名人题咏，萧云仙都看完了。内中一首，题目写着《广武山怀古》，读去却是一首七言古风。萧云仙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
与萧云仙读题咏凄然落泪相对照，第十四回中马二先生游山时“钻进一个石隙，见石壁上多少名人题咏，马二先生也不看他”，对待题咏的不同态度使二人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作者的褒贬也融入其中。马二先生作为腐儒的代表，满脑子是八股文章，心灵世界却一片荒芜，自然无法产生共鸣。
而在第五十五回中，荆元为于老爹弹琴一处的情景与第四十回十分相似，“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作者甚至在此处同样用了“不觉凄然泪下”这几个字来描写人物的感怀，令人怅惘。
同时，诗作是《儒林外史》中连缀人物的重要纽带，有时先闻其诗，后见其人，比如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在识舟亭看见墙上贴着一首识舟亭怀古的诗，从而与韦四太爷相会，有时则作为情节中的点缀，如沈琼枝当庭吟七言和丁言志向聘娘献诗。第四十回中，《广武山怀古》也成为萧云仙与南京名士们相识的契机，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综上，四十回中的景物描写、临终遗言和治丧描写以及题咏起到的作用与全书处处呼应，浑然一体，从细节上有力地支持了萧云仙由吴敬梓本人创作这一观点。
宁楷《儒林外史》题辞的佐证
宁楷所写的《儒林外史》题辞中有“白骨驮回，勋高纪柱”之语，经学者考证应指萧云仙。其中“白骨驮回”应与如下情节有关：
听那一位都督道：“前日总镇马大老爷出兵，竟被青枫城的番子用计挖了陷坑，连人和马都跌在陷坑里。马大老爷受了重伤，过了两天，伤发身死。现今尸首并不曾找着。马大老爷是司礼监老公公的侄儿，现今内里传出信来，务必要找寻尸首。若是寻不着，将来不知是个怎么样的处分！这事怎了？”
尽管后文再未提及寻找尸骨的情节，但既然“务必要找寻尸首”，那么萧云仙破青枫城后一定做了这件事。
而“勋高纪柱”是一个用典，原指东汉的马援平定交趾叛乱后立铜柱确定汉朝南部边界的事迹。在四十回中，武书看完记载萧云仙事迹的卷子后说：“飞将军数奇，古今来大概如此。老先生这样功劳，至今还屈在卑位。”足见萧云仙的功勋足以用“勋高纪柱”评价。
然而，本人对此仍有些疑问。在三十九回中萧云仙投军后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领兵大败番子的战争场面，为什么宁楷对此略过不提，却要强调寻找马大老爷的尸首这一细节呢？如果这不是宁楷的无心之举，那就说明这一细节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又是为什么呢？回归原文，都督提起马大老爷的事情后，就开始了对青枫城水草的讨论，在一旁的萧云仙听到后，提出了不同意见：
萧云仙听了，上前禀道：“两位太爷不必费心。这青枫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为肥饶。”两都督道：“萧千总，你曾去过不曾？”萧云仙道：“卑弁不曾去过。”两位都督道，“可又来！你不曾去过，怎么得知道？”萧云仙道：“卑弁在史书上青过，说这地方水草肥饶。”两都督变了脸道：“那书本子上的话如何信得！”萧云仙不敢言语。
吴敬梓在这里塑造了萧云仙“儒将”的形象，萧云仙不光在之后的战场上有勇有谋，同时也对史书有研究，与两都督对书本的轻视和在战场上的怯懦形成了鲜明对比。学者叶楚炎在《〈儒林外史〉原貌问题新论》中指出：吴敬梓友人宁楷的一段经历与小说中萧云仙的这场遭遇有很大相似性。宁楷《修洁堂集略》所载《感怀》八首其五有这样两句诗：“只是论今古，人前尚激昂”。诗后宁楷一段自注：“时郡守王公欲凿断句容地脉，开河通姑苏， 广集士子论。予因据史志力争之，众以为狂。”因此，本人猜想，正是因为这处对萧云仙的描写与宁楷本人有关，引起了宁楷的关注，所以他在题辞中概括萧云仙时选取了与这处“儒将”情节位置比较靠近的寻找马大老爷尸首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马大老爷尸首下落不明这一情节是根据现实事件写作的，这一事件也许在当时引发过众人的关注，因此宁楷选择了这处细节提炼出“白骨驮回”来概括萧云仙的形象。然而，本人的第二个猜想有待更多资料的考证。
如果本人的上述猜想合理，那么“白骨驮回，勋高纪柱”指的就是萧云仙，这有力地证明了宁楷所读的《儒林外史》版本中萧云仙这一人物是存在的，从而佐证了三十九回和四十回是吴敬梓本人所作。
综上所述，被怀疑是后人窜入的三十九回和四十回与全书在情节上相互呼应，是吴敬梓完整构思的一部分。在思想上，萧云仙这一人物蕴含着作者的“兵农”理想和这一理想的危机，与全书相契合，深受颜李学说的影响。除此之外，细节上的处理也与全书相一致，作者的好友宁楷还在《儒林外史》题辞中用“白骨驮回，勋高纪柱”对萧云仙的故事进行了概括。诸多证据证明，萧云仙这一人物应为吴敬梓本人的创作。
章培恒先生先后受教于朱东润教授和蒋天枢教授；在注重理论阐释上，则受益于贾植芳教授。
1952年秋，他因院系调整而由私立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这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黄金时代，名师荟萃。他一进复旦，就受到了朱东润、贾植芳教授等的熏陶。朱先生是一位不受权威束缚、敢于并善于独立思考的专家，当时教他们古代文学，对当时的很多主流见解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据。如对于《诗经·国风》出于民间的这种几乎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说法，朱先生就作了十分有力的批驳。这使他很感振奋，并把这种治学精神作为自己的楷模。而朱先生对他也十分赞赏，在其所撰《自传》中曾有生动的记述。
1956年秋，章先生作为中文系的助教，开始接受蒋天枢教授的指导。蒋先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以治学谨严，不曲学阿世，而为陈先生所赏识和信任，后来并将保存和编刊自己全集的重任托付给他。他要章先生先从历史和语言学方面打基础，以三年时间读《说文》段注、《尔雅注疏》、《尔雅义疏》和《方言》，同时读《通鉴》，校点“前四史”，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直到《书林清话》。这使章先生走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虽然学得很艰苦，但却取得了很大收获。所以后来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漱平教授在论及复旦大学研治元明清文学的专家时曾说：“从师承来说，在复旦大学曾师事硕学陈寅恪博士的高弟蒋天枢教授的章培恒教授，与赵景深教授的学风有别而独树一帜。他的本领在于以目录学、书志学为基础，先提出大胆崭新的假设，再努力加以证实。”另一方面，他从1952年起就向贾植芳教授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且还由此懂得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重要性。他在读高中时就不止一次地读过鲁迅的小说集和杂文集，此时又系统地读了新文学开始以来直到30年代的著名文学作品，还认真地读了胡风的八本论文集。后来他虽转而研习古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仍很感兴趣，并反复地研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他自己说，他在对古代文学的评价、阐释上，常常提出一些与时贤不同的见解，实缘于他的这种学习经历。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有5个版本。《中国文学史新著》是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章培恒、骆玉明。本书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
分类: 教育/科学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要那个原书的作者
解析:
1.《封神演义》作者的问题，目前大约有三种说法：一为鲁迅等之许仲琳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170）；二为孙楷第、柳存仁等之陆西星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页196-197; Liu, Ts'un-Yan （柳存仁）,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ume 1, the Authorship of the Feng Shen Yan I （佛道教影响中国考）", Otto Harrassowitz, Wie *** aden, 1962）；三为章培恒等之许仲琳与李云翔之合作说（章培恒，〈《封神演义》前言〉，收录《封神演义．新整理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页1-13；章培恒，〈《封神演义》作者补考〉,《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4，页90-98)。本文不讨论作者其人的问题，而仅试图从故事来源的分析，探讨作者的构思而已。在此所云「作者」，为取材《武王伐纣评话》、《列国志传》以及各种民间传说等写成《封神演义》之所谓的「改作者」。
章培恒
生卒：1934年1月～2011年6月
籍贯：浙江绍兴人
职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
章培恒，1934年1月生，浙江绍兴人。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80年12月晋升为教授，1983年任中文系主任。1984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5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同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先后获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称号。后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治学谨严，注重实证，而又视野广阔，见解富于独创性。1979年出版专著《洪升研究》，对清初戏剧家洪升的生平作了系统的考订和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与骆玉明教授先后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从人性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描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具有广泛影响。目前仍承担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课题的研究。此外还主编有《全明诗》(上海古藉出版社)、《辞海·中国文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藉出版社)、《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巴蜀书社)、《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考证性的，其所提出的看法大都与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有相当大的'距离，如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解放后的国内研究学者都已肯定为吴承恩，他却认为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为游记性质的作品而非通俗小说，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等几篇论文加以论证。国内现已有部分研究者接受他的观点。此类论文中的大部分收入《献疑集》，于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曾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另一类论文是对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重新加以剖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其所得出的结论，或为以前的研究者所未尝言及，或与流行的见解相歧异。前者如《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与人合作)，联系金圣叹的哲学思想以研究其文学批评，为前人所未及;后者如《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日本《古田敬一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言文学论集》)，将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与通常把李梦阳仅仅视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批判对象的观点大相径庭。
1999年起，章培恒先生一直在与癌症抗争，2011年6月7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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