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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王司马颙是司马孚王司马的孙子，而晋惠帝司马衷是司马懿的孙子，两人并非同一系。晋武帝司马炎曾明文规定：只有司马懿一系的子孙才能坐镇长安城。
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从这个角度来说，河间王司马颙能够坐镇长安，本就是一件很王司马了不起的事。他不但很好地利用了司马孚一系的资本（在西晋立国之初，司马孚一系足以与司马懿一系分庭抗礼），其本人也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贾后执政期间，一直打压晋武帝司马炎的几个弟弟，才让河间王司马颙有机可乘。
司马颙坐镇长安，其目的一直都是明确的：管他风吹雨打，我自中饱私囊。所谓的“中饱私囊”就是不管对错，想方设法地从诸王内斗之中捞好处。
赵王司马伦执政时，司马颙骑墙观望，一会支持赵王司马伦，一会支持齐王司马冏。
齐王司马冏执政时，他玩阴谋耍手段，最终促成齐王司马冏与长沙王司马乂火并，自己从中渔利。
长沙王司马乂执政时，他唯恐天下不乱，极力推动成都王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乂火并。
成都王司马颖执政时，他先是挑唆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火并，再趁此机会一举占据洛阳城。
什么是成功的搅局者王司马？都来学学河间王司马颙吧王司马！
在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和成都王司马颖接连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河间王司马颙在帝国的影响与地位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当晋惠帝司马衷御驾亲征被俘虏之后，成都王司马颖又开始了着手收拾幽州和并州。幽州和并州在反抗成都王司马颖的时候，纠集了鲜卑和乌桓的骑兵一起进攻司马颖。司马颖在面对鲜卑和乌桓骑兵的时候节节败退，河间王司马颙趁势占领了洛阳城。
当成都王司马颖带着晋惠帝司马衷逃到洛阳城的时候，洛阳城的主人已是河间王司马颙的大军统帅张方了。面对已经成为光杆司令的成都王司马颖，张方自然不会对他客气。
此时，摆在河间王司马颙面前的选择题是：要不要去洛阳执政？身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王，如果他想去洛阳执政，应该没人能阻止他。
但河间王司马颙舍不得自己积蓄多年的军政力量，在中原那个标准的四战之地，这点资源随时可能会全部耗尽。所以在张方大军取得胜利之后，河间王立刻命令张方率军撤回长安。
撤回长安是没问题的，但晋惠帝司马衷应该如何处理呢？绝不能把他留在洛阳，否则随时有可能资敌。想当初，成都王司马颖打败长沙王司马乂之后，没有把晋惠帝司马衷带回邺城，以至于闹出了晋惠帝司马衷御驾亲征的大事件。
河间王司马颙不愿意这种场景再现，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打算直接迁都。
晋惠帝司马衷当然不愿意离开洛阳，不断用拒绝、逃避和哭泣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配合，但最终依然被挟持到了长安。但经过晋惠帝司马衷这一番表现，使得河间王司马颙看起来也越来越像乱臣贼子了。
不管怎么说，皇帝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又该如何对待洛阳呢？
如果把洛阳完整地保留下来，同样随时有可能资敌。洛阳是帝国最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即使自己没有力量占据，也绝不应该留给敌人。
所以张方纵容士兵抢劫洛阳之后，更决定一把火烧掉洛阳。这种焦土战略此前有人用过（董卓），此后也有人用过（刘曜）。
方将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垒，掠府库，将焚宫庙以绝众心。——《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从军事上看，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既然我军无力占据战略要地，也无力阻止敌军占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毁掉。
但从政治上看，这种做法却相当不划算：烧毁洛阳会让河间王司马颙成为帝国的罪人，届时，就算他控制了晋惠帝司马衷，又靠什么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为了保护洛阳城，成都王司马颖的谋士卢志劝说张方：“从前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之时，也是一把火烧掉了洛阳。问题是烧掉洛阳后，等待董卓的却是十八路诸侯联军和遗臭万年的历史骂名，你这样做会让河间王成为董卓第二的！”
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晋书》·卷四十四·列传第十四
张方最终决定放弃火烧洛阳的打算。但幸存下来的洛阳城，很快又成为反河间王力量的大本营。
张方挟迫晋惠帝司马衷迁都长安，标志着河间王司马颙执政的开端。但他这个所谓的执政官，恐怕比成都王司马颖更像乱臣贼子。此时的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汉末年的董卓相比，除了没烧洛阳，其他所作所为差别都不大。当晋惠帝司马衷被挟持到长安之后，等待着河间王司马颙的命运，是各路诸侯的集体讨伐。
河间王司马颙也知道自己这个做法有点骇人听闻，所以当他把晋惠帝司马衷抢到长安之后，还想和各大实力派沟通联系，尽量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换取自己合法的执政地位。
但很显然，并没有人买账。所以河间王司马颙试图控制晋惠帝司马衷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整个帝国的敌人。反河间王势力高呼着“把皇帝救回洛阳”，东海王司马越则高举这面大旗，把反河间王势力团结在自己周围。
越唱义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率甲卒三万，西次萧县。——《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面对此情此景，河间王只能硬着头皮硬刚全天下。但事情还不算太糟，中原、河北和江南都是一片残破，河间王司马颙作用整个大西北，也有一些博弈的资格和底气。
客观地说：反河间王势力的确也不太成器，他们就是一帮临时集结起来的乌合之众而已。还没等到真正进攻河间王司马颙，他们内部就不断地分裂和内讧。
东平王司马楙和豫州太守刘乔，因为不满东海王司马越的权利分配，双方达成同盟，与东海王司马越发生了大火并。
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军败。——《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在河北地区也不老实，打着成都王司马颖的旗号攻打东海王司马越。
这些势力虽然都算反河间王势力，但他们这种做法显然是在间接地帮助河间王司马颙。
河间王司马颙本就不愿轻易放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在反对派忙于内讧的背景下，司马颙又有了和东海王司马越一争到底的底气。他先是加强了与东平王司马楙和豫州太守刘乔的联系，又派成都王司马颖回河北，去联系他的旧部公师藩。
但成都王司马颖最终还是没能回到河北，东平王司马楙和豫州太守刘乔最终也败给了东海王司马越。因为东海王司马越有幽州刺史王浚支持，王浚的身后有一支可怕的鲜卑骑兵，这股可怕的力量曾打得成都王司马颖一败涂地，现在也让河间王司马颙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压力。
面对鲜卑骑兵的步步进逼，参军毕垣劝说河间王：把所有罪名都扣到张方头上，跟东海王司马越和谈。把晋惠帝司马衷送回洛阳城，你继续做西北王。河间王司马颙听从了这个建议，杀掉张方并向东海王司马越和解。
山东兵盛，关中大惧，颙斩送张方首求和，寻变计距越。——《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但杀掉张方之后，只是削弱了河间王司马颙自身的力量，并不能阻挡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进军的步伐。
他的和谈请求被东海王司马越拒绝，鲜卑骑兵所向披糜地冲向了长安。在他们的帮助下，东海王攻陷了西北长安城。
幸运的是：这支鲜卑军队缺乏入主中原的客观条件，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争夺东北地区的霸权。攻陷长安之后，他们只是短暂停留就立刻离开，并没有让中原大地为之变色。
不幸的是：这种客军的表现最为残酷，因为他们既无占领当地的野心，又无邀买人心的必要。所以他们在获得军事胜利之后，就开始了各种无底线的作为。见钱抢钱，见人抢人，敢不服就杀无赦。在邺城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了一遍，进入长安以后依然不例外。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战争结束后，意味着西晋帝国的诸王之乱终于结束了。因为从此以后，西晋帝国再也没有哪个皇族有实力挑战东海王司马越。
从这层意义上看，东海王司马越是最后的胜利者，但这种胜利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皇族内部没有挑战者，皇族之外却依然有众多地挑战者。
经过这六年的战乱，越来越多的实权派获得了难以想象地提升，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们也拥有了与东海王司马越分庭抗礼的资格。
从这层意义上讲，东海王司马越只是取得了司马家族内部的胜利，但距离掌控帝国的目标却越来越远了。
经过这六年的战乱，帝国有五位强势诸侯王死于非命，他们分别是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
这些人中，除了赵王司马伦的能力饱受非议，成都王司马颖的能力略受非议之外，其余三位诸侯王都是皇族中的杰出人物。但他们都无法挽救帝国的灭亡，甚至都无法挽救自己全家的死亡。
王建（约767－约830年），唐代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享年约六十七岁。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王司马他写王司马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王司马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王司马：“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王司马？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末句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纯是白描，别有情趣。
最近是新年，正好也给大家带来一篇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 历史 文章。西晋在中国 历史 上的存在感可以算是非常低，在古代的大一统王朝中的“风评”也一向很差。
提到西晋，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一个标签：混乱。如果不是西晋王朝这个万恶之祸首，或许中国古代的 历史 发展就不会朝着五胡乱华的方向发展。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西晋带来的乱象，其实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不过，站在时代的角度考虑问题，西晋时代确实也给中国 历史 带来了苦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其实就是 历史 上非常有名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绝对算得上是一场碟中谍的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主角都是顶级戏精，堪称高级间谍的精湛演技。
成功者除了炫耀战绩，成绩之外，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当然是总结失败者的经验。
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们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在司马炎建立晋朝之后，司马炎除了直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奢靡生活之外，同样也在进行思考：为什么曹魏完蛋了？
最后司马炎得出经验：没有帮手，自己祖辈三代才能步步深入，篡权成功。
帮手从哪里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怎么能随便信任外人呢？
最后总结出经验的司马炎决定开一次 历史 的倒车，一把直接倒回分封制。
有人可能会问了，倒车就倒车了，前有刘邦实行郡县并行制啊，之后的朱元璋也喜欢搞四方拱卫中央这套，怎么就西晋出这么大问题了？
汉朝也有七国之乱，明朝也就靖难之战，只不过最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而西晋王朝一开始就烂到根里。这一封，就把大家的贪欲给封出来了。
关于这八个诸侯王之间的关系，我们这里就不做再多的梳理，大家可以看上面的那张图就可以搞清楚了。
西晋王朝的问题并不在于分封了这些诸侯王，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诸侯王的权力太大了。
比如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守关中；还有长沙王司马乂和东海王司马越任职朝廷，等于还在中央拥有非常可观的势力。
这回问题就大了，我们说唐朝的藩镇割据乱象为什么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太大，地方的行政权，财权，司法权，任免权一人独揽。
西晋的这些王侯们的权力可比唐末的节度使们高多了，首先作为王室成员，他们的身份就非同凡响，具有别样的号召力。
其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在地方大权独揽，在中央同样大权独揽。
如此一来，怎么可能不乱？
首先我们来看天灾，当然，我们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这里的“天灾”指的不是那种蝗灾，地震之类的天灾，而是指司马炎在子嗣上的倒霉。
也不知道是基因问题，还是单纯倒霉。司马炎的嫡长子司马轨早亡，按说在古代早亡就早亡了，虽然很悲伤，但是不算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事情，尤其是在帝王家，那就更不成什么问题了。
结果司马炎就碰上这倒霉问题了，嫡长子早亡，剩下一堆儿子又太小。适龄儿童倒是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晋惠帝司马衷。
司马炎最后无可奈何，只能选择自己这个傻儿子作为储君，司马衷最后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帝陛下，成为了大名鼎鼎的“何不食肉糜”的傻皇帝。
光有天灾还不够，当然还要有人祸。而这场人祸，其实也是司马炎亲手造成的。
首先，在太子妃的选人上，司马炎的眼光实在太差了：他选择了一个颇具野心，心狠手辣的主儿：贾南风。如果是其他时候，太子妃选错了也就错了。可在司马衷身上，如果太子妃没选好，就意味着司马衷会成为一个傀儡。
其次，司马炎临终前的顾命大臣同样所托非人——汝南王司马亮及外戚杨骏。
八王中的第一位主角也就这样闪亮登场了，无论是司马亮还是杨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懦弱。
这下问题就大了。
随着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一场大戏就此拉开。
问题首先出在杨骏身上，一直都想着大权独揽的杨骏这下可得牢牢抓住机会：篡改遗诏，把原本一起辅政的司马亮名字一笔划掉，自己大权独揽。司马亮无奈，只能逃出京城，前往许昌。
可问题是，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显然杨骏就犯了这个错误。
杨骏大权独揽，最不高兴的人就是原先的太子妃，现在的皇后——贾南风。毕竟遇到一个傻子丈夫，而且还是一个傻子皇帝，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啊。
贾南风派人秘密接触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让他们带兵进京。
最后的结局很简单，楚王司马玮进京，贾南风借皇帝之口下诏，杨骏谋反，楚王司马玮带兵诛杀，杨骏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
有人可能会问了，杨骏大权独揽，在京城呼风唤雨，怎么这么容易就被司马玮给杀了呢？
史书只有这样的记载：因为杨骏一向害怕司马玮，所以没有阻止司马玮进京。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随后，司马亮及元老重臣卫瓘成为了朝中独揽大权的重臣。
有人可能会问了，那司马玮呢？作为“军事觐见”陛下的核心人物，司马玮难道就能坐视煮熟的鸭子飞了吗？只是升任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
司马亮可不会想这么多，他以为司马玮和贾南风是来帮助自己了，就很理所应当地坐上了权力的宝座。
结果贾南风和司马玮给司马亮玩了个碟中谍的把戏：在司马亮诛杀杨骏的同一年六月，贾皇后给司马亮冠上了谋反的罪名，下密诏让司马玮带兵突袭，斩杀司马亮。
看来贾南风深谙一位 历史 人物的人生哲学——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显然贾南风已经学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她只知道利用皇帝之名杀人，而不知道利用皇帝之名掌握全局。
这本质上的区别，最终也决定了这位颇具野心的皇后最终走向灭亡。
不过，在贾南风灭亡之前，还是获得了一次疯狂的资格。
历史 和司马玮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司马玮带人诛杀司马亮的第二天，贾南风给司马玮诛杀司马亮的行为来了一次定性：矫诏。
无论是杨骏还是司马亮，虽然最后都死路一条，但是好歹还算是掌过权，过瘾也算是过了一把了。
但是司马玮却是一个倒霉孩子，昨天他还是借刀杀人的刀，今天他就是借刀杀人的人。
处死司马玮之后，贾南风终于获得了她梦想的权力，无论是司马炎留下的顾命大臣，还是司马家族的皇族成员都被她扫除一清。
自此，八王之乱的序幕刚刚拉开，就已经有两位皇室成员死于非命，“乱”真是名不虚传。
贾南风独掌大权之后，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要是不出意外的话，贾南风至少也是吕后一级的人物。
但是，贾南风有着两个致命缺陷：首先贾皇后虽然残忍，但政治手腕不够强硬，树敌太多又无法处理干净。
其次，贾南风没有自己的儿子，太子也就成了贾皇后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她的傻皇帝丈夫去世了，贾皇后就升级为贾太后，那可真成了假太后了，毫无权力。
于是废太子就成为了贾南风掌权后的第一要务。
这下就和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产生矛盾了。
原本赵王司马伦一直都保持着一味讨好贾皇后的态度，在得知贾皇后要诛杀太子后，这位聪明的赵王司马伦心理就开始打起了一个大算盘：按现在的情况，如果继续讨好贾皇后，那在贾皇后的眼中也是个不入流的角色。
那反过来，保护太子，诛杀贾皇后呢？首先，风险很大，其次就算成功了，虽然是大功一件，但是也不足以帮助司马伦成为首屈一指的大臣。
于是司马伦最后得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先让皇后把太子给宰了，再以杀太子的罪名反戈一击，这样既可以降低政变的风险，也可以一次性解决贾南风和太子两个人 ，这样傻皇帝就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
于是在贾南风杀了太子之后，司马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贾南风根本没想到自己身边这个一直鞍前马后的皇室成员最终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你方唱罢我登场，八王之乱中第三位登上舞台的司马伦其实也并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手握大权的他身上突出了一个特点：无能。这也就给了其他藩王们一个依葫芦画瓢的机会，你能清君侧，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联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领军抵抗，不敌，被赐死。
值得一提的是，赐死司马伦的金屑酒同样也是司马伦用来赐死贾皇后的工具，这也算是 历史 给司马伦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吧。
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人联手铲除司马伦之后，当然要开始分赃。皇权，国家，天下，此时此刻已经成为了藩王们瓜分的金库。
司马冏担任大司马一职，主理朝政。司马颙、司马颖二王被封高爵，拥兵自重。
不过显然，司马冏只擅长一件事情：声色犬马，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看到司马冏的无能，司马颙就不乐意了：当年老子和你一起干大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爽，那可不行！
司马颙又连同当时在洛阳拥兵自重的长沙王司马乂，联手进入长安，控制皇宫，斩杀司马冏。
朝廷大权又落在了长沙王司马乂的手上。
这样一来，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又不乐意了，合着他们两个连续两次都成了打工人，第一次辛辛苦苦干大事，结果司马冏独揽大权；第二次又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干了一票大的，结果又给长沙王司马乂打工。
事不过三，既然这样，大家业务也比较熟练了：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再度联手，这次的目标是长沙王司马乂，只不过这次并不是很顺利，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就在这个时候，八王中的最后一人：东海王司马越自然就“挺身而出”，勾结一些禁军将领，趁双方僵持不下，偷袭司马乂，一把火把司马乂给烧死。
自此，八王之乱的擂台上，就只剩下东海王司马越，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人，可以算是进入“决赛圈”了。
说到这里，大家的脑子里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接下来一定会再度发生一件事：不就剩下三个藩王了嘛，继续火并呗！
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的专政非常不满，就云集10多万士兵带着晋惠帝进攻邺城讨伐司马颖。
事实证明，司马颖搞了这么多次军事政变，清君侧行动，“业务还是比较熟练”的，一战就把司马越打得丢盔弃甲，皇帝都被俘虏了，司马越一路逃命，逃到下邳。
正所谓打虎亲兄弟，司马越战败的消息刚刚传出，他的弟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王浚，杀死司马颖所置的幽州刺史和演。于是司马颖出兵讨伐司马腾。司马腾与王浚结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共同攻击司马颖。
司马颖战败，连夜逃往洛阳。
洛阳当时在张方的控制下，张方有一个身份：司马颙的部将。
这回好了，这一跑，跑进狼窝里了。
司马颙废除司马颖的皇太弟之位，要司马颖离开回封地。司马颙自行选置百官。、
这个时候司马越就不乐意了，早前战败的司马越四处积攒力量，打出“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欲奉迎大驾，还复旧都洛阳”的名义起兵。
随后司马颙在和司马越的对抗之中，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只能退出权力中心，把皇帝让给了司马越。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晋惠帝去世，这位傻皇帝结束了他无可奈何的一生，当然有一种说法是晋惠帝是被司马越毒死的，不过这对当时的政局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随后，司马越下诏令让司马颙进京任职，在路上派人勒死了司马颙。
自此，一场堪称史诗级“碟中谍”的八王之乱结束，司马越先败后胜，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不过，这对司马越而言是胜利，对西晋王朝而言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八王之乱后，西晋王朝也迎来了自己的灭亡。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和惠帝、怀帝同一辈份，十五岁世袭琅邪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起兵讨伐河间王霤和张方，命琅邪王司马睿留守下邳，这是琅邪王司马睿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司马睿本与东海王的参军王导关系密切，这时急需得力帮手，便向东海王要人，让王导担任主管军事的司马。王导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著名的士族大姓，东晋南朝所谓的“王谢门第”，就以王导为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南迁各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和琅邪王司马睿同龄，这年虽只三十岁，然而早就满腹经纶，是个见识宏远的政治家。
怀帝永嘉元年(307)，即八王之乱结束后的第一年，东海王越执掌政权，他派宗室诸王出镇襄阳、长安、邺几个北方重镇，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去镇守江南的建业。
这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到达建业，王导跟着同来。这是后来晋朝在江南立足，保存半壁江山的起点。江东是孙吴的故土，强宗大族的势力根深蒂固，江南的吴郡顾氏、义兴周氏、山阴贺氏等势力都很强大，原广陵相陈敏就是被这些大族共同推翻的。司马睿到建业时，不过在陈敏覆灭之后半年的光景，他要立定脚跟，不取得江东大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于是他以王导为谋主，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向王导征询意见。
司马睿资历不深，江东世族、名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不起他，已经上任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有名望的世族主动到府里来参见。王导对此非常忧虑，为此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场面。他让琅邪王司马睿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出行，参观秋季在水边求福去灾、祛除不祥的“禊祭”，他和他的时任扬州刺史的堂兄王敦以及北方一些名士骑马簇拥，在轿后随从，队伍整齐气派，以炫耀司马睿的尊显威严。这一着果然有点效果，名士纪瞻、顾荣等见后大为惊异，赶忙跑出来在路边拜谒。但是要争取这些人，单靠威风是不行的，必须使他们心悦诚服。琅邪王司马睿一看时机很好，遂派王导亲自去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府第，请他们出来做官，两人应命而至。于是在他们的带动下，江东人士纷纷出仕，逐渐拥护琅邪王司马睿了。司马睿终于取得了江南世族的合作。
琅邪王司马睿任用顾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一切军国大事，都向他咨询；用贺循为吴国内史，纪瞻、周圮等江东名流也都委以重任。
王导劝琅邪王重要事情要同江东士族商议，为他不断出谋划策。琅邪王如有过失，王导能及时谏阻。琅邪王初到建业时，常因酒醉误事，王导提出后，他就接受改正。王导治国，以清静为原则，劝琅邪王减少耗费，收到了安定邦国的效果，他们的君臣关系越来越好。琅邪王曾对他说：“卿是我的萧何。”王导却答道：“大王要建立不世的功勋，一统天下，需要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区区国臣(司马睿是琅邪王，所以王导是诸侯国的臣子)怎能比拟前人！”他并不居功，屡劝琅邪王广择贤能，显示出一个胸怀宽阔的政治家的气度。
当时渡江南下的人士，每到空闲的日子，常常互相邀约到江边的新亭饮酒聚会。有一次饮酒宴会之后，众人思念故土，相对流泪。王导不哭，他正色道：“我辈应当共同努力为国效劳，克复神州，何至于像楚囚一般，相向哭泣。”楚囚原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人钟仪，后来用以指处境窘迫的人。王导认为在国事艰难的时候，重要的是振奋精神，在战略上蔑视困难，去打开局面。如果只是相对哭泣，一筹莫展，在意志上自己先击垮自己，怎么能战胜困难!众人听后，都揩干眼泪，向他谢过。
愍帝在长安即位后，因其名司马业，建业这个地名因避讳从此改为建康。愍帝曾命琅邪王睿大举北伐，琅邪王不曾应命，只因祖逖的要求，让他独自率领部曲渡江北上。单看这件事情，似乎琅邪王睿和王导都不想“克复神州”。然而他们当时的处境实在困难，大举北伐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一是力量单薄，二是内部矛盾重重。王导努力争取南方士族的合作，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真正合作。特别是过江的北方人增多后，不可能不引起一部分南方人的疑虑，在愍帝建兴元年(313)，还曾发生了周圮等一些江南氏族起兵乱政的事件。但事后，晋政府对周氏一族并不追究，后来还让周勰做临淮太守。司马氏和中原大族要做到同江东大族合作，实在不容易啊!处境如此，他们只能集中精力来稳定东南地区。
对琅邪王司马睿来说，至少在东晋草创时期，只能以王导为主要依靠对象。西晋亡后的次年(317)三月，琅邪王在建康即位称晋王，改元称建武元年，史称东晋。建武二年三月，愍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才改称皇帝，他就是晋元帝。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即皇帝之位时，竟然要拉着王导到御座上同坐，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王导当然不肯，坚决推辞。对元帝而言，这其实也是故作姿态，然而他非依靠王导不可，王氏兄弟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却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晋元帝依靠王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王导的堂兄王敦是个实力派。王敦字处仲，曾被东海王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元帝到江南后，扬州刺史刘陶死了，元帝就命王敦担任这个职务。他和王导，一个为地方实力派，一个执掌朝政，元帝仗着他们，才巩固了统治，在东晋王朝中，司马氏有其位，而王氏家族有其权，王家与司马家几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非常如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状况。
元帝在建康立定脚跟已经很不容易，要把号令发到扬州以外的地方并使之生效，自然更加困难。永嘉五年(311)，江州刺史华轶就以没有看到来自洛阳的诏书为理由，不服从琅邪王的命令，闹到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扬州刺史王敦做了讨伐华轶的主将。他攻杀华轶，又督率陶侃、周访等平定杜弢，稳定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都稳定了，琅邪王睿管辖的地区就大体上与孙吴的疆域相同。元帝即位，加封王敦为江州牧。大兴元年(318)，任命他为荆州牧，因王敦不肯接受，改为荆州刺史。从此他坐镇荆州，掌握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共天下”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每个君王来说，他所追求的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统治效果，要的是无限至上的独裁权力，这种与大臣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是一种实力不济的无奈，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政权如果得以稳固，那么东晋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个内心隐疾。晋元帝统治一旦稳固，遂对王导逐渐产生了猜忌的心理，对王敦更是疑虑重重，想的就是早日结束这种痛苦的共享。随着王敦成为跋扈的大军阀，起兵作乱，最后病死，王导虽然仍位居高职，但实际权力就转到了与其共同执政的中书令庾亮手中。
历来史家往往从王导不曾恢复中原、不能阻止王敦叛乱等问题着眼，贬低王导的功绩，他们都没有抓住王导的主要贡献，而陈寅恪先生则另有评说，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同时我们评价“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还要看到，东晋立国实质上是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东晋和继续它的宋、齐、梁、陈四代，共计二百六十二年，尽管这五个朝代都是局处江东，然而中原人士都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两个半世纪以后，中原的元气恢复了，民族融合了，于是南北一统，又揭开中华文明史新的一页。
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之久的战乱，那么你知道八王之乱秘史的影响都有哪些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八王之乱秘史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你。
八王之乱秘史的影响
曹魏后期， 政治 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公元249年(嘉平元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魏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公元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
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公元263年，司马昭向发动灭蜀汉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分东、中、西三路进攻汉中。蜀汉则以姜维为首组成抵抗军，据剑阁天险与魏军相持。邓艾遂率精兵偷渡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不战出降，姜维闻讯后带部投降钟会，后兵变不成，自刎而死，蜀汉灭亡。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
司马炎登基之后吸取曹魏权臣篡位的 经验 ，将 天下 以郡为国，分封27个同姓王，同周朝一样让诸侯保护皇室来统治天下。西晋先期早期历经改革，国力一定程度变强。但没过几年皇室逐步腐朽，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司马炎也骄奢淫逸起来，由于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内乱。这场权利角逐中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
公元290年(太熙元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后，外戚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即位的晋惠帝司马衷痴呆低能，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能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兵杀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任用贾模、张华、裴頠等人，使天下保持相对安定。公元299年(元康九年)，贾后不顾张华等人的劝阻，以阴谋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
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发兵废杀贾后、张华等。之后司马伦掌控了大政。之后许多诸侯打起了篡权的野心，起兵造反。公元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司马颖、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八王之乱的十六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中原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自汉朝以来许多游牧民族投降内附中原王朝，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晋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於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惠帝元康元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谓，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亦不为惠帝接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既无法徙胡，即使要他们“各附本种，还其旧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议，成为一纸空文。加上政府容许胡人移入，却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又以胡人为兵，这情况於八王之乱时更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则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便起兵作乱。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於离石(今属山西省)，国号汉(后来的前赵)。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刘聪继立。次年四月其将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此后150年里五胡十六国换流侵占中原，屠杀汉人，经济 文化 遭受重大打击。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司马氏建立的晋朝是中国 历史 上唯一一个无功掌权，弑君篡位，骄奢淫逸，毫无建树，第一个被外族灭国的国家。晋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恶心。
八王之乱秘史的基本简介
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因此史称“八王之乱”。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死，惠帝即位。惠帝妻贾后想独揽大权，与辅政的外戚杨骏发生矛盾。291年贾后杀死杨骏，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一连串政治残杀和战争，先后有八个分封为王的皇族，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混战，历时十六年之久。这次战乱，严重地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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