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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晁错削藩，由於天子奉行黄老之道「无为而治」晁错削藩，使刘姓宗室诸侯晁错削藩的势力日益壮大，於是骄纵起来，处处与朝廷对抗。汉文帝时，获得大夫贾谊的建议，已感到同姓藩国的威胁，便开始晁错削藩了削弱诸侯势力的行动。汉景帝初年，御史大夫晁错向汉景帝建议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削藩政策，景帝听从，引起那些早就想反叛的诸侯王们的不满，尤其是吴王刘濞。因为汉景帝还是皇太子时，因细故纷争用棋盤击死了吴王的世子。
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国藩王叛变，。七国是指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他们以“诛晁错，清君侧”为藉口，欲夺景帝帝位，景帝在众臣的压迫下被迫腰斩了晁错，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吴王还自立为皇帝。景帝无可奈何，只得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军镇压，用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平定了七国之乱。而且汉景帝又借机削落诸侯国领土和把诸侯任免官吏的权利收回，自此，诸侯名义上是封君，但已失去政权了。
吴楚“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这场变乱导火线是，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趁机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此很惶恐，先从袁盎议杀了晁错，想满足他们“清君侧”要求换取他们退兵，但晁错已死，叛军不退，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自古以来，我国的封建帝王都要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如果地方势力过大，那么中央就会逐渐丧失对诸侯的限制能力，最终沦为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眼看地方诸侯做大，最终威胁中央，像周朝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中央对地方的压迫过于严苛，那么诸侯往往会格外团结、抱团对抗中央，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比如汉朝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指汉景帝时期，以吴王为首的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因为景帝削藩而联合反抗汉朝的统治一事。此事一度令景帝十分恐慌，若非名将周亚夫力挽狂澜，那么大汉的 历史 有可能被改写。
引发这场巨大灾难的导火索，是景帝信赖的大臣晁错，正是他坚持己见，催促景帝削藩，才使得七国诸侯不甘被削弱，最终采取了军事行动。晁错对削藩之事的态度如此坚决，除了政治需要外，其背后更是儒家和道家关于治国之道的一次激烈碰撞。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其子刘启继位，也就是汉景帝。 景帝二年，也就是文帝去世仅仅两年后，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晁错便大力建议景帝削藩。
晁错曾先后担任过太子舍人和太子家令，因为其才智过人，善于分析问题，被刘启视作智囊。所以在晁错的大力支持下，景帝加快了削藩的脚步。
之所以说加快削藩脚步而不是开始削藩，是因为这件事在文帝和贾谊联合执政时便已然出现了：
文帝去世后，削藩的相应工作以及之前取得的成果也被景帝继承。按理说此时景帝刚刚接受到过渡的权力，还没有有效建立起完成从属于自己的权力架构，不应该施行过于激进的执政策略。
毕竟在许多潜在问题和隐患没有暴露前，保持稳定和维护朝堂秩序才是当务之急。 没有彻底解决军功集团尾大不掉和刘氏集团人心不齐两大 历史 问题前，景帝最好的选择是令两方互相制约，他才可以更从容地从中寻找能为自己提供帮助的助力。
然而晁错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在此刻却没有拿出符合其地位的表现，他不仅没有帮助景帝安抚住新君渴望青史留名的躁动之心，还凭借着自己三公身份以及过去和刘启建立的深厚友谊，屡次和刘启建议用严格的手段去削藩。
起初，景帝对此事也是抱有怀疑，于是开启朝堂辩论，窦婴、袁盎等大臣都对晁错的建议感到不满，可是却碍于其地位不敢做出激烈反抗，这也为最终景帝全盘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埋下了伏笔。
随后，景帝即刻着手削藩，而七国之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也快速爆发， 回顾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说晁错基本是凭借一人之力引发了这场灾祸。
诚然，地方诸侯势力过大最终伤害中央，这种例子在我国古代封建 历史 中屡见不鲜，中央采取政治手段遏制地方诸侯也是正常举动。然而，晁错之所以大力要求景帝削藩，除了政治目的外， 其背后更是他所站台的儒家和汉朝坚持的道家黄老之术的一次激烈碰撞。
从惠帝到文帝，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道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即使在吕后引发了诸吕之乱时，这一点也没有改变。文帝更是此思想的坚定拥趸，将此思想全盘传递给了自己的皇后，也就是景帝时期权倾朝野的窦太后：
当时，整个朝堂上的大臣，基本都要接受道家思想的洗礼，晁错也不例外， 然而，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出现抵触情绪，但是他从骨子里却是儒家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
儒家思想有两大内核，第一是等级制度，第二是仁政思想。通过"等级制度"，把 社会 的各个群体进行分级，让各个等级的人各安天命。强调"克己复礼"，所有人凡事从自身找原因，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样统治者统治起来就方便。
按照儒家思想来看，汉朝的统治出了很大问题。儒家十分重视君臣之别， 然而汉高祖刘邦却是用宗族血脉维护去维护皇帝和诸侯的关系，这就是关键的矛盾冲突。
高祖和诸刘之间君臣之别肯定存在，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其兄刘喜，其父刘太公在高祖面前的小心翼翼，但是高祖却从来不主动提出这点， 而是巧妙地绕过去了。
刘氏宗亲们的战功肯定和韩信等人无法比，可是他们却能取代异姓诸侯王，成为笑到最后的地方大员， 这是因为高祖晚年希望借助血脉宗亲的力量维护刘氏江山，而非刘邦一人的江山，因此对他们在表面上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而这种尊重自然牺牲了儒家严格推崇的森严等级制度。
当然了，出现这种原因，和高祖本人厌恶儒生，做事风格流氓化也有很大关系。
总而言之，汉朝建立初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多方或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道家思想，而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因此儒家思想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所以晁错这次大力倡导削藩，本身也是希望以自身高位推动儒家再次崛起的行为。
在了解晁错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博弈后，让我们回到事件表面，来探究这种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为了得出结论，我们不妨对比下文景二帝的削藩手法。
首先说文帝，这位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皇帝执政手法极其高明，对局势的掌控较为稳健，在成功削弱了军功集团的势力后，文帝也将目光投向了刘氏诸侯，他以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方针， 打破嫡长子继承制度，让诸侯的子嗣陷入内斗，分裂其固有的封地。
再说景帝，在晁错的大力要求下，景帝继位不久立刻进行削藩，如果只看这两年，我们很难公正客观地用如此短暂的时间去评价景帝整体的削藩手段，只 能说他是在继承文帝削藩的基础上，将这一个问题中潜在的矛盾迅速激化，戳破泡沫。
简而言之，景帝和文帝的削藩手法差别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景帝没有理解时间的伟大红利意义， 因为晁错的进谏而将一件百十年的长久工程强行缩短到一年之内。
正是因为这一区别，汉朝随后发生了七国之乱。在这场事件中，占据东部富饶地区的七大诸侯联手后的势力十分强大，具备了推翻景帝的法理基础和军事力量。若非名将周亚夫力挽狂澜，大汉的 历史 很有可能被重写。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相比，还是文帝的削藩手法更加高明，如果这种方法延续下去，那么绝大多数诸侯的子嗣都将分为两部分： 有继承权的嫡长子和没有继承权的非嫡长子，其中人数更多的嫡长子明显会站在给予他们合理继承权的中央一方，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刘氏集团的人数增多，同性诸侯王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势力，必将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激烈的争斗， 假以时日，之前有能力和资源抗衡中央的强大诸侯，必然会被逐个击破，最终中央可以极其优雅的完成政治整合。
综上所述，文帝的削藩手法更为稳健且又效果更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道家思想比起儒家思想，更加被汉初 社会 所接受。
七国之乱虽然一度闹得轰轰烈烈，但是最终也在周亚夫的抵抗下宣告失败，此事之后，景帝的权力得到高度集中，刘氏集团也因为几大强者的失败，继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更深层的分裂和衰败之中。 看起来景帝是因祸得福，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七国之乱始于晁错以一己之力逼迫景帝快速进行削藩，因为没有预留给对手足够的消化时间，从而触动了诸侯王的底线。换句话说， 这些各怀鬼胎的成熟政治家在晁错的努力下，摒弃了之前的利己心思，达成了极度团结的政治同盟，而晁错也堪称以一人之力，搅动得天下不得安生。
晁错之所以着急削藩，本质上是希望自己承认和尊重的儒家思想再次成为统治者治国的核心工具， 然而通过七国之乱我们可以看出， 儒家在战国被纵横家压制，在秦末被法家击败，在汉初被道家笼罩，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由于儒家过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强行推动 社会 资源向中央靠拢，因此儒家思想无法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即使儒家子弟占据了话语权，强行推动儒家思想上位，也只能在混乱过后留下一地鸡毛。
参考文献：
【1】《晁错论》
【2】《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六》
【3】《史记·三十世家·外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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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著名政论家晁错削藩，他才学出众晁错削藩，勇于任事，深受文、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景帝前元三年，御史大夫晁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尖锐矛盾，消除王权对皇权的严重威胁，巩固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千秋功业，向汉景帝上书《削藩策》，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景帝为实现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是，开始“削藩”。晁错力主“削藩”，无疑是忠于汉室、维护汉王朝封建秩序的正确政治主张。景帝通过“削藩”，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的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实现了“强干弱枝”的目的；朝廷“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并且收夺盐铁等利源及其有关租税，使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施行“削藩”之策，切实强化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然而，力主“削藩”的功臣晁错，在“削藩”的斗争中，却被冠以无臣之礼、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于长安东市。晁错之死的前因后果何在晁错削藩？
晁错力主“削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巩固汉室江山。汉初的诸侯势力是历史形成的，刘邦与各路诸侯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是为了反楚结成的统一战线。刘邦称帝后，诸侯势力很大，如果急于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汉室江山就有可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因此，刘邦只得论功行赏，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晁错削藩：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藏茶、长沙王吴芮。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室统治，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历时八年，几个主要异姓王先后走死逃亡。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燕王藏茶被杀，后被封为燕王的卢绾逃往匈奴。在消除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汉室，便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九个诸侯国。虽然，异姓诸侯王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九个同姓诸侯王依然是皇权的潜在威胁。
汉文帝即位后，除保留旧有的诸侯王外，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由于文帝推行黄老政治，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使诸侯王势力得到了恶性发展，导致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与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矛盾。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文帝罢去淮南王的封号，将刘长发配蜀郡，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对此，贾谊上《陈政事疏》，指出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诸侯国最后都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领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但仁厚的汉文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并未积极果断实施，只是在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的情况下，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导致诸侯做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到汉景帝时期，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特别是吴王刘濞，更是骄横。他开铜矿，铸钱币，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使吴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长。他长期称疾不朝，吴国俨然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至此，相信朝廷之上很多人都会清楚诸侯王国照此发展的结果是什么，但谁都不愿意触及这敏感而尖锐的话题，唯有御史大夫晁错心忧汉廷，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晁错之忠，日月可鉴。
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前三年正月，汉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消息传来，胶西王刘?、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配合起兵。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反叛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气势汹汹。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景帝得知七国叛乱，立即派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虽然有了应对之策，但能否最终平叛，景帝心里没底，狐疑不定。恰在此时，暴露了晁错力主“削藩”并不是纯粹的“公义”，还夹杂着自己的“私货”，他欲借机公报私仇。司马迁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这里讲的“欲报私仇”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借景帝之手，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袁盎与晁错有很深的隔阂，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曾派官员查核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确定袁盎有罪，景帝下诏不再追究袁盎的责任，而把他降为平民。吴楚叛乱伊始，晁错对属下说：“袁盎接收了吴王的许多财物，专门为他遮掩，说他不会反叛。现在反叛已成事实，我打算请求处治袁盎。他必当知道叛乱的阴谋。”属下说：“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就惩治他，可能中断叛乱阴谋。现在叛军向西进发，惩办袁盎有什么好处呢！再说袁盎也不该有什么阴谋。”其实，属下知道晁错与袁盎关系紧张，极度不睦，晁错只是想要趁机报复袁盎而已，所以不赞同他的建议。晁错犹豫不决。袁盎已是一介草民，可晁错还是不肯放过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心胸狭小犹如针孔。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指出：“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宽是五种嘉行之一，是仁之为德的基本内容。人言晁错学贯儒法，可他并未得其真义，徒有虚名罢了。袁盎既有其刚正的一面，又有其刁专的一面，虽然才华不及晁错，但玩“术数”要胜于写过《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的晁错。
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袁盎很害怕，连夜求见朝廷中与晁错有矛盾的官拜为太子詹事之职的窦婴，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希望能面见景帝，当面说明原委。窦婴入宫奏报景帝，景帝召见袁盎，问袁盎有什么退敌妙计，袁盎趁机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袁盎比晁错更精于算计人，此计之妙，妙不可言，堪称厚黑学的经典案例。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决意把晁错当做替罪羊斩杀，以消除国家危机。然而，朝廷众臣却没有人为晁错求情，向景帝说明这只是袁盎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犯上作乱，抱的就是鱼死网破之心，斩晁错无济于事，反倒会堵塞言路，造成大臣噤若寒蝉，不利于国家的治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众臣。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弄得朝堂之上，不是政敌，就是仇人，人家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请。于是，忠于汉室的晁错被腰斩于东市，并被灭族。李贽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所谓“无足怪”，是说晁错之死是自取的。景帝诛晁错，使七国叛乱没有了借口，但七国仍然不肯罢兵，彻底暴露了其推翻景帝政权的真实面目。于是，追悔莫及而又愤怒不已的景帝，决定不抱任何幻想，坚决以武力平息叛乱。汉军很快平定了叛乱，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或被杀，七国被废除。
其实，晁错并非是智慧超群的高人，自从他一味建言“削藩”并为景帝采纳后，他的两只脚，就一只踏进了阴间，一只留在了阳间。面对诸侯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群臣皆会意识到“削藩”是不可或缓的要务，也会勾勒出如不“削藩”诸侯王国未来发展变化的轨迹，预料到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火并的结局，然而，谁都不敢干涉刘氏“家事”，因为弄不好自己就会成为刘氏宗室内部皇权与王权斗争的牺牲品。晁错只意识到，朝廷如若顺利“削藩”，首功则在己，自己即会因政绩显赫，备受景帝宠信，赢得总领百官的丞相之职，同时，也会力挫持不同政见者，消解自己耿耿于怀的宿怨。但不知晁错是否意识到如若“削藩”失败，他极有可能会被“削职”甚至“削命”，风险甚巨。这一点，就连晁错的父亲都看明白了。听说晁错上书《削藩策》，他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皇帝刚刚即位，你辅佐君主执掌朝政，削弱诸侯王的封地，疏远皇室的骨肉之亲，人们的议论都怨恨你，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晁错说：“只能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天子无法尊贵，国家不得安宁。”他的父亲说：“这样做，刘氏的天下安宁了晁氏却危险了，我离开你去了！”于是，他的父亲回到老家服毒自杀了，临死前说：“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头！”果然，此后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举兵叛乱。欲建非常之功，必为非常之人。晁错虽被称之为景帝“智囊”，建言献策，多有真知灼见，但从他因力主“削藩”而遭诛杀一事看，他还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低能儿。“削藩”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深不可测。才华横溢的贾谊之所以仕途坎坷，最后郁郁而终，主要原因在于他提出“削藩”之策，不合时宜，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斥和倾轧。可见，力主“削藩”，不讲时宜，不权衡利弊，同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不讲策略，不苦心研究应对之策，个人失败的几率是很大的。晁错只提出了“削藩”的主张，而没有周密谋划应对“削藩”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极端情势，因此，景帝面对“削藩”造成的“七国之乱”缺少充分的思想和军事准备，以至于吴楚起兵，浩荡西向，景帝迫不得已“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以图消弭叛乱。汉景帝本是心狠手辣之人，曾在博弈中打死刘濞之子，对豪族大户的打击也毫不手软，后来他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功臣周亚夫至死，身为景帝之师的晁错，却没有看透景帝的为人，梦想火中取栗，实在不能算作是聪慧之人。
回过头来，再说景帝诛晁错是否盲目。我想，景帝诛晁错用意颇深：其一，诛晁错，以去掉吴楚联军“诛晁错，清君侧”的借口，使反王因师出无名而不得不罢兵，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反王更相信这是一种欺诈，秋后算账是不可避免的。其二，诛晁错后，如反王继续挥戈京师，很明显就是造反，要推翻景帝政权，由此天下人就不会再受蒙骗，从而同情和支持景帝平息叛乱。经过高祖、吕后、文帝乃至景帝的治理，百姓生活不断改善，社会日益安定，因此，反对诸侯造反，维护景帝政权，是民意所在。那么，“失道寡助”，吴楚联军就会因陷入孤立被动的不利地位，而导致失败。在人心向汉的情形之下，处于犹豫观望的诸多诸侯王也会权衡利弊，不想与叛军有瓜葛，甚至会为显示忠心，主动攻击叛军。因为反叛朝廷成功甚难，即使成功，还会有争夺皇权的杀戮，总之，“削藩”总比“削命”要好。这就更增加了景帝平叛的胜算。可见，诛杀晁错，是景帝一经袁盎点拨，便高度认同的正确的战略之举。
景帝在“削藩”招致部分诸侯王反叛的国家危机中，要缓解皇权与王权的矛盾，恢复被损害的秩序，最简捷最容易撇清关系的办法，就是嫁祸于人，寻找替罪羊，把灾难之源和罪错之责归咎到受害者身上，并将其杀死，使之成为敌对双方和解的牺牲品。而晁错力主“削藩”，替罪羊的标记太明显了，被揪出来斩杀，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当时的情形看，景帝无论是为了反王罢兵，还是为了剪除反王，晁错都在劫难逃，死定了。套用罗伯斯庇尔极为煽情的暴力口号，叫做“晁错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诛晁错晁错削藩，清君侧”，被腰斩晁错削藩的晁错，真的是君主身边的小人吗？
清君侧，意思就是清除君主身边的小人，杀晁错是吴王刘濞等反叛者打的旗号。公元前154年，以吴楚为首的七国发动叛乱，企图推翻汉朝的统治，其中晁错就是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建言献策，受到重用
汉文帝年间，国家缺少精通《尚书》的人才。齐国有个伏生，精通尚书，但年龄太大，太常就派晁错去跟其学习，晁错学成归来，拜为太子舍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晁错就是个有心之人，晁错削藩他将习得的东西融会贯通，并结合汉朝本身上疏治国之策。
由于晁错博文强辩，受到太子刘启赏识，被称为太子身边的智囊。晁错上书文帝提出统兵作战重要的三个要素，其一要有地利，其二士兵要听从指挥，其三武器要精良，这才能事半功倍。
史料记载：
“陛下幸募民相徒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
对于边境的防备问题，晁错建议迁移百姓到边塞，平常种田，战时拿起武器作战，既减少晁错削藩了军队调动，提高了效率，还能节省粮食，汉文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晁错提出了很多很多建设性意见，但要他命就是那条削藩建议。
建议削藩，引火烧身
晁错本就在太子府任职，深受汉景帝刘启信任，汉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内史，很多国家律令都是有晁错来定。
史料记载：
“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
晁错在文帝时期，就提出过削藩的建议，文帝一心求稳，并没有被采纳。削藩对国对民都有好处，否则历代帝王也不会花大力气去削藩，但削藩需要严密的计划，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明建文元年，建文帝朱允炆听从齐泰、黄子澄建议，着手开始削藩。由于做法太过急躁，操作生硬，直接导致朱棣起兵造反，于是四年战争开启，无数生灵涂炭。直到明朝，削藩也是件复杂且风险极大的事项，如若处理不好，很容易惹火烧身。
晁错提议削藩的目的是好的，国家强干弱枝才能政令畅通，而如果诸侯王权力太大，就很容易发生叛乱，只有削去诸侯的封地和权力，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
刘邦杀掉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其实也是变相的削藩，只不过他的目的是剪除异姓王，让本家子弟去做藩王。权力会改变一个人，跟亲疏远近没有关系，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全是皇族子弟搞出来的。在景帝时期，同姓诸侯王的权势日隆，藩王军政一把抓，加之晁错的一把火，让藩王们生出了不臣之心。
晁错上书的或许都是至理名言，但由于其太过特立独行，也得罪了不少人。晁错的内史府在太上庙中，门在东边出行不方便，晁错就命人在南院墙凿了个门。丞相知道后，将此事汇报给了景帝，说晁错擅自凿开庙门，论罪该杀。
这等小事，难道就要治晁错的罪？晁错安然无恙，并升任其为御史大夫。由此可见，晁错基本上不结党，还得罪了很多人，这就是晁错之后被杀的原因之一。
晁错上疏削藩，被诸侯王获悉，吴楚等七国，打着杀晁错的名号发起叛乱。景帝虽说也是明君，但他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是个守成之君，见七国来势汹汹，心里也慌了。
于是，晁错就成了众矢之的，不仅公卿大臣指责他，就连晁错的父亲都从老家赶来，对晁错道：
“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晁错的父亲将事情看得很通透，但晁错却是身陷其中不可自拔，晁错的父亲服毒自尽，而晁错仍坚持己见。削藩对国家有利，但对晁错十分不利，晁错不仅不结党，还有很多仇人，这些仇人抓住晁错削藩的把柄，想要坑死晁错。
晁错含冤受辱，腰斩于市
史料记载：
“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
此时，七国大军已经枪上膛，刀出鞘，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朝中大臣袁盎，外戚窦婴跟晁错不和。借此机会袁昂上奏皇帝道：
“正是由于晁错建议削藩，削掉诸侯的封地，才逼反了七国，如今之计只能杀掉晁错，平息了诸侯的怒气，兵戈之祸便可以避免。”
虽说景帝很信任晁错，但事已至此，他不能为了个晁错，搭上整个江山，于是景帝就同意了爰盎的建议。事实上，汉景帝也多少有些病急乱投医，晁错建议削藩，只是在履行臣子的责任，具体拍板的是皇帝自己。
当然了，皇帝自然不能认错，但景帝没有看出诸侯造反的真正原因，晁错只是个借口，就算没有晁错，吴王刘濞等人造反也只是时间问题。
倒霉的晁错就这么成了刀下鬼，晁错的父亲预知了一切，不仅是晁错被腰斩，其家中老小也同时被杀。晁错被杀之后，七国联军并没有停下脚步，这回景帝刘启郁闷了，原来他杀错了人。诸侯王造反，为了是夺取汉朝江山，而并非为了什么削藩，那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晁错的死，很大程度上有皇帝有关，汉景帝太过急躁，并没有仔细分析事情原委，就糊里糊涂杀了晁错。其次，晁错做事太过刚硬，不考虑后果，而且他几乎没有后援，自己冲了敌人的火力交叉点。如果有某位高官拉晁错一把，再给景帝分析下形势，或许晁错就不会死。
要想成就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朝堂之上尔虞我诈，明枪暗箭，一个不留神就可能身败名裂。晁错的削藩建议，给汉武帝的“推恩令”埋下了伏笔，但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假如晁错能减缓削藩的步伐，留心自身的处境，并和皇帝约定，那么晁错或许能免于一死
晁错，历经文帝、景帝两朝，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深受文景二帝的重视，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内史、御史大夫等职。前155年，晁错向景帝上疏《削藩策》，提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的观点，建议景帝应趁早削藩，否则迟则生变，后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主张，开始着手削藩。
从历史的结果来看，景帝的削藩效果十分显著。借助着这次削藩景帝不但趁势收回了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使大多数的诸侯国都只剩下一郡之地，据相关统计，汉朝通过这次削藩使直辖的郡从15郡增加至44郡，而诸侯国所辖郡也从42郡减为26郡。同时景帝还趁机收回了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此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诸侯王再也没有过问封国政事的权力，封国所有政事均由朝廷派去的官吏负责，而后“诸侯皆赋”的特权也被取消，诸侯王只保有“食租税”的权力，即诸侯王只能按朝廷所规定的数额来收取封国的租税，以此来作为俸禄。
而随着景帝“削藩”的成功推行，汉中央政权的权力开始被大大加强，反之诸侯王的实力也被大大削弱，自此诸侯国虽依旧存在着，但已是名不副实，相比汉初，此时诸侯国的实际地位基本已与汉郡相当，它已经不再具备同中央正面对抗的条件和实力，已经沦落为被中央政府任意宰割的对象。然而，在汉中央政府取得如此成就之时，力主“削藩”的最大功臣晁错，他得到的结局却并非是什么封侯拜相，名垂青史，而是身背无臣之礼、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斩于长安东市。
现如今，传统观点认为晁错会被腰斩是因为汉景帝为了让吴楚等七国没有反叛的借口，从而占据大义，以此来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景帝曾问策于曾担任过吴国国相的袁盎该如何解决这件事，为此袁盎献策:“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汉书.袁盎晁错传》)，袁盎认为吴楚等七国叛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诛杀晁错，恢复原本的封地，所以只要斩杀晁错，然后派使者前往七国宣布赦免各国诸侯王，同时恢复其被削夺的封地，这样就可兵不血刃的平定叛乱。
就这样，汉景帝为了自家的天下，为了不让自己的皇位被他人所夺，正所谓“晁错必须死，因为汉朝需要生”。如此景帝最终决定牺牲晁错一人来换取七国的重新归顺与天下太平，就这样晁错被景帝下令腰斩于长安东市。
以上的解释就是目前为止最为流行的晁错被腰斩的原因，但这种解释其实并不全面。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晁错被杀前后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发现晁错之死另有原因。
那就是实则非景帝想杀晁错，而是百官想杀晁错。
而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归咎于以下4点原因:
第一、晁错无视三公九卿制度，擅自修改国家法令，与满朝文武形成尖锐的矛盾。
汉初，汉朝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变更是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严格的流程的。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时，皇帝会先让丞相召集众大臣进行商议，在百官达到统一的意见后，再交由皇帝裁夺。而后在皇帝批准后，这项国策就会交予有关部门，由他们负责推行于全国。
而当时晁错只是作为“掌治京师”的内史，他并没有召集百官商议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更没有更改国家法令的权力。但晁错却多次私自与景帝商议国家法令的变更:“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史记.晁错传》)。晁错这般做显然已是擅权之举，是在破坏着朝臣集议制度，故“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资治通鉴.卷十五》)。
而他这般枉顾丞相的存在，枉顾三公九卿的存在，自然就引起了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等朝中重臣的极大不满，如袁盎就“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史记.袁盎传》)，当时袁盎就因此事就与晁错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有晁错的地方，就一定没有袁盎。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晁错与满朝文武的矛盾自然就日益加剧。
第二、晁错提出的削藩之策违背自刘邦就定下的祖制，即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开国之时，为了确保刘家天下的万世传承，他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前代的的全新政策，而这其中就包括“郡国并行制”，它是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综合起来的一项制度，即一方面在全国设立由中央直辖的郡，另一方面又在全国各地分封同姓和异姓子弟为王，建立诸侯国。
刘邦认为秦会灭亡，是因为在叛乱出现时，缺少同姓诸侯王的拱卫，所以刘邦为了避免汉朝也出现这种情况，遂决定在延续秦朝郡县制的同时继续沿用西周的分封制，大封同姓诸侯王:“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侯王表》)。就这样，自刘邦之后，西汉历代君主都严格遵循着“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的祖制。
如此，晁错在当时力推“削藩”，这无疑是违背祖制的做法。
最初，晁错曾向文帝提过"削藩"，但因晁错的削藩太过激进，且根本无一套切实可行的削藩之策，只知"削藩"却不知该如何"削藩"，所以文帝怕引起百官、诸侯王剧烈的反弹，就没有采纳。直到景帝时期，因景帝对晁错十分信任，视其为股肱之臣，再加上景帝本身就有"削藩"的意思，所以在晁错“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晁错传》)的建议下，景帝顺势也就同意"削藩"了。
但是，当时景帝虽同意"削藩"，可满朝文武却是从心底抗拒"削藩"的，时魏其侯窦婴就表示明确的反对，可因景帝的固执而为，众公卿也没有丝毫的办法，只得同意。此时，众公卿对景帝已无可奈何，他毕竟是皇帝，为人臣子者总不能记恨皇帝吧！可皇帝虽不能记恨，但对于让景帝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而执意要推行削藩政策的晁错，众公卿对其已是开始恨之入骨。
此外，对于晁错所提议推行的"削藩"，不但满朝文武表示反对，连他的父亲都表示明确的反对，晁错的父亲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史记.晁错传》)，晁错的父亲认为这削藩不但违背了祖宗之法，还有离间刘氏宗室的意思，这样下去必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可晁错却并不听从，晁错的父亲眼见于此，只能是“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汉书.袁盎晁错传》）。如此，可想而知当时晁错因强制推行削藩，违背祖宗之法的做法，其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而后，随着削藩政策在全国的强制推行，吴楚等国也相继公开反叛，而此时那些反叛的诸侯王们造反的理由就是“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史记.吴王濞传》)，就是晁错提出的"削藩"离间他们刘氏宗室的感情，更是违背祖宗之法，我们造反就是为了清君侧。
第三、吴楚兴兵后，晁错未能提出有效的平叛方案，反而趁机攻击政敌。
吴王刘濞反叛后，其他诸侯王亦迅速响应：“胶西正月丙午诛汉使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东南少数民族也参与反叛的行列，一时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吴楚等七国已是主力尽出，西汉所面临的情况已是十分危险。可就是如此，晁错首先想的不是什么平叛之策，而是想着利用这次叛乱去击垮政敌。如此，在这紧要关头晁错不但不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是枉顾迫切的局势去为自己的私利而忙碌着，这等行径无疑是让自己这本就岌岌可危的位置变得更是水深火热的，百官也更是唾弃其行径。
消息传到长安后，“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史记.晁错传》)，就是晁错认为吴楚等国的造反跟自己的政敌袁盎有着很大的关系，是因为袁盎收了吴王的金银财宝，蒙蔽圣听，从而让景帝失去了平叛的最佳时机，所以他想向景帝上奏治袁盎的罪。
可还没等晁错行动，袁盎就得知此事，于是袁盎就与窦婴商议，向景帝进言斩杀晁错，而后袁盎果真也是如此做的，并且袁盎的谏言最终就成了压垮晁错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司马迁所言:“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晁错在关键时刻不想着去拯救国家，反而是为私利去行迫害之事，这等行径最终也让自己走向了灭亡 。
第四、晁错欲将景帝推向前线，自己则居守关中指挥文武百官，妄图跃居百官之上。
晁错在“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初期，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欲将景帝推向前线，然后自己居守关中指挥文武百官，妄图跃居百官之上。当时汉景帝与晁错商议调配兵粮的时，晁错就向景帝建议“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就是让汉景帝御驾亲征去平定七国之乱，然后他自己则坐镇关中，替汉景帝指挥文武百官，镇守后方。
正如苏轼所言：“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晁错论》），先不说晁错这般将景帝置于危险境地之中，而自己却是躲到后方“自固其身”的做法已经让景帝十分不悦，就单单是他想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去行丞相之职权，从而统领百官的做法就已然将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中，要知道此时晁错和百官已经是水火不容，晁错之前擅自修改国家法令，枉顾三公九卿等重臣的存在就已经为百官所不容，现在他又想妄图去领导他们，这就更让他们为之憎恨。
综上所述，晁错之所以会被景帝下令腰斩，虽有让吴楚等七国失去反叛借口的用意，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晁错无视三公九卿制度，擅自变更国家法令，从而引起了以丞相为首的满朝文武的严重不满，再加上晁错提出的削藩，从长远来看虽有利于西汉的统治，但是放在当时却是有违祖宗之法，且晁错在推行削藩时又太过急进，一棒子打死天下所有的诸侯王，不管诸侯王有没有反叛之心，一概就是削，如此急躁冒进，不切实际的做法，自然就遭到天下所有人的反对，包括他的父亲。
此后，当“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不但始终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反而是先以这个为由头去对付政敌，如此行径，就更是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到最后晁错又想置景帝于危险之中，更妄图统领百官，这等做法最终点燃了满朝文武的怒火，他们已经到了非杀晁错不可的地步。
之后景帝显然已经意识到不诛杀晁错势难平息众怒，所以也就发出了“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这样的感慨（《汉书.袁盎晁错传》），而后景帝为了重新赢得袁盎、窦婴、周亚夫等重臣的信任，毕竟朝廷要想平定叛乱就必须得依靠他们，如果他们不支持景帝，景帝必亡，同时也为了让吴楚等七国失去反叛的正当理由，景帝最终决定诛杀晁错。
如此，当“吴楚七国之乱”一切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晁错身上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为他求情，都想诛杀他的时候，作为晁错最后的保护伞景帝都对他失望的时候，晁错被腰斩似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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