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关于清廉的故事,以及关于清廉的故事简短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1、以廉为宝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 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 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
2、杨震拒金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山来拜访他,并怀金十 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 “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 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3、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 十分清廉。后来他被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 ,刘宠不受。后来实在盛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因此而被称为“一 钱太守”
4、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 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 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5、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晋代人吴隐之任广州太守,在广州城外,见一池泉水名“贪泉” 。当地传说饮了贪泉之水,便会贪婪成性。他信这些,照饮不误,饮后还写了一首诗:“古 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 自己的操守。
6、一贫如此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 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 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 三百两。
7、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 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 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8、不私一钱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这里, 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 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 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9、手好不要钱
清乾隆进士王杰为人刚直敢言,不附权贵。当时和坤在朝中专权,大臣 都不取得罪他。惟王杰每每与其据理力争。有一次,议政完毕,和坤有意戏弄王杰,拉着他 的手说:“好白嫩的手啊!”王杰正颜厉色地回答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 坤羞愧而去。
10、孙中山
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时,留下了一份《家事遗嘱》:“余因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先生为中国的独立与自由奋斗了一生,功勋卓著。他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但临终时留下的遗物只有一些生前的衣物,2000多本书籍,还有华侨为他募捐购买的住宅。这份《家事遗嘱》就是孙先生一生廉洁的真实写照,怎能不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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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昭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0大寿,寿辰前几天,,他就命儿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宫司礼太监。
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亲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转呈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父亲展视。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宫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去了。
2、生活在朝政很腐败、贿赂公行时代的包拯,却十分讲求为官清廉,即使稍不检点的行为,也不能为他所容。包拯在做御史中丞时,曾连续弹劾了两位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他们在朝廷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张方平在执掌三司使大权时,有一个开酒坊的富翁刘保衡,因拖欠官府小麦,折合一百多万钱,借贷无着,只有变卖家产,以偿债务。这时,张方平便廉价收购了刘家的宅院。这桩不名誉的事被包拯知道后,上奏仁宗,罢免了他的三司使职务,贬为滁州知州。
新任三司使宋祁,上任前在四川做知州,那时名声就不好,他终日游宴,生活异常豪奢。他代张方平出任三司使不久,就在包拯等台谏官员的一片“交劾”声中,被贬为郑州知州。宋仁宗在连罢两任三司使后,深感需要由一个能廉洁自律的人执掌三司。
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代理三司使。可是,“命下之日,外议喧然”,许多大臣都不理解,以为这样会有“取而代之”之嫌,就连曾经极力举荐过包拯的欧阳修,也认为包拯这种做法有“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的味道,是“罚已重矣,又贪其富”,做得太过分了。
然而,包拯并未因此退却,他毅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且一改旧制,使“民得无扰”,旋被正式任命为三司使。后官拜枢密副使,再迁礼部侍郎,但辞而不受。
包拯为人,“天姿峭直”,从不会装出一副假惺惺的面孔取悦于人。他嫉恶如仇,执法不避亲党,所有故旧、亲朋的请托,都被他一概拒绝。
他更珍视自身的廉洁,虽贵为朝廷重臣,“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最痛恨贪赃枉法的人,曾作遗嘱道:“后世子孙中若有做官的犯了赃罪,生前不得让其进家门,死后也不许葬入包家的坟地。如不遵守我的遗训,就不能算我的子孙。”
3、1042年,包拯在端州3年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端州的砚工心里过意不去,为了对包拯表示感谢,精制了一方端砚,嘱咐包拯的书童收好,待回到京师再送给包拯。谁知,包拯乘船出羚羊峡,突然乌云密布、狂风骤起、电闪雷鸣,暴雨从天而降,乘船万分危险。
包公心想,难道船中有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触犯了神明?他把随行的人叫来查问,方知晓事情始末。包拯接过端砚,深深向端州方向拜谢,随手将端砚抛到江中,并说:“包某绝不带走端州百姓的一石一物。”霎时,风停雨收、天清气朗。
不久,百姓发现,包公掷砚处隆起了一块陆洲,便起名为“砚洲”。后来,人们在端州的城楼门口刻上“星岩朗曜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的对联,颂扬包公的清廉。
4、包拯当监察官只有5年半,却弹劾贪官污吏60余人,平均每年10多人,可谓不遗余力。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罪行的事迹,被后世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早期包公戏《陈州放粮》。
他弹劾宋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弹劾宰相宋庠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他六弹“国丈”,硬生生把宋仁宗宠妃的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
宋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四大要职。此举 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
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包拯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次弹劾。但宋仁宗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
包拯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宋仁宗面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皇帝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宋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宋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
5、1043年,包拯入京任殿中丞,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于11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包拯眼睛亮,明察秋毫;耳朵灵,无所不知。
上至皇帝,下至百官,谁做了危害国家黎民的事情,包拯都能访闻到,或进谏或弹劾,绝不放过。最著名的莫过于弹劾大贪官王逵,史称“七弹王逵”。
王逵,进士出身,为官贪虐,民愤颇大,但其善于结交朝中权贵,屡贬屡任甚至不断擢升。此人在任湖南转运使时即刻剥百姓,“酷法诛求财利”,致使“一路之民,例遭枷锢,逃移死亡者无数”。在大臣的弹劾下,王逵被贬为池州知州。
王逵到池州不久,又先后被起用为福州知州、扬州知州,又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到任后,依然“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包拯再次上章弹劾。宋仁宗接到弹劾后,将此事交由江南西路提刑司处理。提刑司与转运使为并列同僚,难以办理,包拯得知后又上章弹劾王逵。
王逵兼任提刑司一职后,为打击自认为的告发者,“追捕平民数百人”。在包拯等人的坚决弹劾下,王逵未能留任,但平移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不久又改任河东路转运使。在此两任上,王逵因“所为恣横,愈甚于前”,一度降任福州知州。
在此任上,王逵更是贪赃枉法。被弹劾后,他改任光州知州,后又升为徐州知州、淮南路转运使。包拯遂第四次上奏弹劾王逵,但未被理会。包拯又连上三道奏折,继续弹劾,但王逵仍然顺利地升任为淮南路转运使。
王逵罪恶昭彰,残害正直人士,手段极为恶劣,朝廷居然听之任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包拯极其愤怒,连章弹奏王逵,且双管齐下,矛头直指皇帝:“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示警于后哉?”
朝廷见包公连续弹劾王逵且理直气壮,再包庇重用下去将会引起朝野公愤,不得不忍心割爱,终于将王逵这个十恶不赦的贪官酷吏罢官免职。
1.以廉为宝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 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关于清廉的故事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
2.杨震拒金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山来拜访他,并怀金十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关于清廉的故事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3.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 十分清廉。后来他被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 ,刘宠不受。后来实在盛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因此而被称为“一钱太守”。
4.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关于清廉的故事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 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5.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晋代人吴隐之任广州太守,在广州城外,见一池泉水名“贪泉” 。当地传说饮了贪泉之水,便会贪婪成性。他信这些,照饮不误,饮后还写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自己的操守。
周恩来廉洁自律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1、自报财产留清名———一代名相诸葛亮的廉洁故事(转载)
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诸葛亮一生“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深为其所动,之后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巨细,每必亲躬。他5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与曹魏短兵相接。他严格要求子侄辈,不以自己位高权重而特殊对待。他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为此,他专门给其兄诸葛谨写信说,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但“今诸将子弟皆得转运”,“宜同荣辱”。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长期的废寝忘食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便英年早逝。诸葛亮以他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诸葛亮生前,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诸葛亮病危时,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简朴,依山造坟,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着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这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的最高要求,其高风亮节实为可圈可点。
2、沂蒙革命先烈廉洁故事 赵博(1941年11月13日牺牲,终年35岁)
赵博同志曾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他始终把自己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从不搞特殊化。他身患肺结核、胃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上级发给他一瓶鱼干油丸,而他却不肯服用,马上派人送到医院,给伤病员补养身体。在一次战斗后,部队缴获了一部分小麦,后勤部门悄悄给赵博留下100公斤,赵博知道后,不讲情面,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派人磨成面粉,送给党校改善生活。有人说他是老一套,他回答:“这个老一套是党的优良传统,万万不能丢。”
赵博同志有很强的群众观念,对违犯群众利益的行为从不姑息。有一次部队行军,经过敌占区青竹湖一带。他发现身后的马正在吃大田里的大豆,立即批评了警卫员小任,教育他说:“不论在根据地还是在敌占区,都要紧密依靠群众。”当时有个县长贪污腐化,群众影响极坏,经查实后,赵博立即召开区委会议,给予这个县长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3、常恩多(1942年8月9日病逝,终年47岁)
常恩多原任国民党百十一师师长,后于重病中率部起义,病逝前一天将部队交给了党和人民。他一生廉洁清苦,家庭陈设就象一家普通老百姓。在南通驻防时,居室只有一床一桌,每天吃的是高梁米饭、菠罗叶饼、小豆腐等东北乡土饭食。在他病危嘱托后事时,不提妻子和孩子,却关切地询问遭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后越狱逃走的三三三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万毅什么时候回部队。他把仅有的60元钱送给了服待他一年多的徐文斌,又把一套呢军装送给跟随他19年的副官刘唱凯。除去伴随他多年戎马生涯的一条旧军用被和一条旧军毯,他没有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财物。
4、父子清廉
三国时,胡质在魏国任州郡长官近三年,死后家无余财,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数箱书籍而已。对他的廉洁操守,人人称道。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其家眷都在京都。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住所去看望他,等回家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他,让他路上做盘缠。胡威跪在父亲面前说:“爹爹为官一向清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说:“吾儿不必怀疑,此绢是我的俸禄所余。”胡威谢过父亲的赏赐,遂骑驴上路。一路上,他在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
后来胡威也官任刺史,政绩卓著,清名遐迩。入晋以后,晋武帝接见了他。晋武帝谈起当年胡质的生平事迹赞叹不已,遂向胡威道:“你的清廉和你的父亲比起来怎样?”胡威答道:“不如吾父。”晋武帝问:“为什么呢?”胡威说:“臣父清廉惟恐人家知道,臣清廉惟恐人家不知道,所以臣和家父相差甚远。”
5、白居易怒打行贿人
唐朝贞元年间,著名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审案。
第2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白居易升堂后问道:“你们哪个先讲?”赵乡绅抢着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说:“什么理长理大?成何体统!”赵乡绅以为县太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了。
毛泽东清正廉洁关于清廉的故事的故事
腐败关于清廉的故事,既是革命的死敌关于清廉的故事,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
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见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丰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竿充数关于清廉的故事;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主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
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城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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