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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女侠 (1949)
导演: 吴文超
编剧: 叶舫
主演: 于素秋 / 严肃 / 岳麟 / 华香琳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集数 25
我的姑姑伍若兰1906年出生于耒阳县一户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考入当时著名的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三师”），从那年起，她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1929年，她为了掩护丈夫朱德和红四军军部撤退，英勇牺牲，年仅23岁。
1962年
朱德元帅重上井冈山时曾赋诗一首，表达对爱妻的怀念：
《咏兰》
井冈山上产幽兰，
乔木林 *** 草蟠。
漫道林深知遇少，
寻芳万里几回看。
虽然我从未见过姑姑，但打小就听我的上一辈人讲了很多关于她的轶事。在她短短6年的革命生涯中，只要是姑姑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提到她的名字，几乎是无人不晓。在大家眼里，姑姑是个奇女子能文能武，文能编写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谣，武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
她死活不肯裹小脚
姑姑从小就是个性格刚强的孩子。我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女子都要裹小脚，姑姑死活不肯，裹布缠上去了就被她拆掉，如此翻来覆去好几次，爷爷发话了：“不裹就算了，随她去吧！”
事实上，姑姑之所以能勇敢地冲破封建束缚，和她从8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以及当时家庭的开明环境有关。我爷爷是教书先生，一直鼓励和支持家里的女子去读书，而奶奶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同情穷苦人家。小时候，逢年过节，奶奶就让我们给穷人家送粮食、送菜、送油。其实，那时我们家并不富裕，因为子女多，每次吃饭都是“先来后到”制：先来的能吃饱，后到的吃就吃不饱。我母亲是大嫂，负责做饭，等她干完活，桌上的饭菜几乎被扫光了。
姑姑在爷爷奶奶的熏陶下，自然也非常同情穷苦的老百姓。1924年，她从耒阳县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女三师”。当时，“男三师”和“女三师”是湘南地区最高学府，最进步的学校。以至于当时 *** 给“三师”的评价是：“匪”患无穷！姑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
全村人把她“抢”回来
考入“女三师”时，姑姑年仅18岁，她的革命历程从此开始。每逢学校放假，姑姑就回到老家搞宣传工作，她写得一手好字，经常写一些标语，拿到县城去张贴。我的姐姐曾对我说，她9岁时常跟着姑姑，提着浆糊桶，悄悄地到县城里去张贴标语。
从“女三师”毕业后，姑姑就一直在耒阳县委工作。她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给农民办夜校，组织妇女学文化，宣讲革命道理，还自己编歌谣，其中有则流传颇广的作品这样写道：如今世道大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姑姑鼓励妇女，不要光围着灶台转，要学文化、学知识。
1927年4月， *** 在全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湖南省的反动派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在全省疯狂迫害 *** 人，姑姑也被悬赏通缉，她只能把工作转入地下。好几次危急关头，她都是在亲友和群众的掩护下脱险的。
我的二叔在县城的 *** *** 当官，有一天他偷偷回来报信，让姑姑赶紧逃。姑姑逃走后，我二叔因为这事，在南京坐了3年牢。
还有一次，姑姑因被同学出卖，被反动派抓住了。当时她在村里威望极高，全村的人知道后，都拿着钉耙、锄头出来和反动派对峙，由于对方人不够多，迫于压力，最后姑姑被大伙儿“抢”了回来。
与朱德相识相爱
1928年初，对我姑姑来说，是她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年初的湘南起义中，她与朱德相识。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来到了湘南。3天后，耒阳县成立了苏维埃 *** ，姑姑在妇女部负责宣传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负责宣传工作。
姑姑和朱德的爱情故事，很多文学作品都有涉及，而我所了解到的“版本”是：有一天，朱德看到祠堂门口姑姑手书的标语，夸奖说：“笔力好！内容也好！”便向耒阳县的领导打听作者是谁。在热心人的引见下，姑姑和朱德相识了。
1928年3月，两人在耒阳结婚。姑姑和朱德的结合，与其说是很多人促成的，不如说是“志同道合”的结果。虽然两人年龄相差20岁，但是两人身上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出生在多子女的家庭，又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在远离家庭的求学过程中，接受了革命思想并走上革命道路。
我的父亲回忆说，你的姑姑和朱德的婚姻大事，起先并没有和家里“汇报”。婚后有一天，姑姑回家看爷爷奶奶，奶奶问她：“听说你和朱德结婚了？”姑姑一听，脸“唰”地红了，没作回答。
他们婚后一个月，即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军一万多人上了井冈山，和 *** 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姑姑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临上井冈山之前，她对我父亲说：“哥，父母靠你照顾了，我是回不来了。你们不要害怕，不就是一个死么！”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谶。至今，姑姑当年婚房内的梳妆台，还留在耒阳的博物馆里。
姑姑走后，家里人发现，我的小叔不见了。原来，当年部队上井冈山时，湘南地区几万老百姓都跟着去了，其中也包括耒阳的老百姓。有一天，部队半途休息时，姑姑在群众队伍中发现了自己的弟弟。“你怎么来了？不行！你得回去！”姑姑不由分说，就把自己的弟弟赶回了家，一是因为我小叔当年年纪太小，二是因为家里还需要有人照顾。
战友称她“双枪女侠”
前面说过，姑姑当年在耒阳是个“名人”。上了井冈山后，姑姑也很快“出名”了。首先是因为她出色的宣传工作。当时，根据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关于在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姑姑带领宣传队深入宁冈塘南村，开展分田运动。她要求宣传队员深入到贫苦农户中去，帮助群众劈柴挑水，洗衣做饭，和群众融合在一起，进行发动群众和调查研究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惩处了村里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把获得的粮食和土地分给农民。
井冈山上的博物馆内，现在还留有当年分田用的插标，还有姑姑亲手连夜赶出来的红四军军部的命令、文告等。据一些老红军指证，当年朱毛会师时候的会议记录，也是姑姑写的，当然这个说法还需进一步证实。
为了适应险恶的战争环境，姑姑还练就了双手打枪的本领。她说过，要是在战斗中右手被打伤了，左手照样能杀敌。她枪法出众，战友们私下都叫她“双枪女侠”。执行任务时的姑姑，身挎双枪，手里握着一支毛笔，英姿飒爽，颇有儒将风范。
掩护部队受伤被俘
1929年1月，蒋介石纠集湘赣两省6个旅3万多人向井冈山进攻。朱德、 *** 带领红四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运动游击。 1929年1月14日 ，姑姑跟随朱德和3000多名红四军官兵离开井冈山。在转战途中，敌人对红四军穷追不舍。有时，急行的红四军和追击的敌人之间相距只差十几公里。
1929年2月2日 ，在江西寻乌县的一个村子，天还没亮，敌人的追兵赶到了。战斗十分惨烈，敌人倚仗兵力优势围追堵截。为了摆脱敌人纠缠，掩护朱德和军部，姑姑带领警卫排边打边退。当时，姑姑的腿上中了弹，没法走了，但她坚决不投降，趴在地上狙击敌人，来一个打一个。最后，敌人从她身后绕过来，用枪托把她打得头破血流。
姑姑被俘后，敌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却被另一个被俘的战士指认：“这是我们军长的妻子！”
敌人对他施以重刑，但刚强的姑姑宁死不屈。 2月12日 ，姑姑在赣州被 *** 残忍杀害，年仅23岁。更令人发指的是，敌人还将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示众。
敌方士兵夸她顽强
姑姑英勇就义的经过，我们还是从解放前曾驻扎在老家的 *** 士兵那里得知的。
当时有个 *** 士兵问我们：“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个叫伍若兰的？”全家人很害怕，都不敢承认。
没想到这个士兵接着说：“这个伍若兰可真是顽强，我们用竹签扎她的手，把她吊起来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她都不低头。问她红军在哪里。她说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要她投降，她却说：‘要我投降，除非赣江水倒流！
我们默默地听着，心里很难受！虽然姑姑在临上井冈山前，就跟我们说过：“砍头了不得了，我有心理准备！”可我们仍希望，这个人是在胡说。
当时通讯落后信息不通，直到 2月17日 ，朱德才从报纸上看到妻子牺牲的消息。他们没有孩子，朱德手里只有姑姑亲手做的一双布鞋。在粟裕的回忆录中提到，听说妻子被俘时，朱德心里就明白凶多吉少，因为他了解妻子的性格，知道她是宁死也不会投降的。朱德什么都没说，他拿着这双鞋，独自一人走进了树林里。
姑姑牺牲时，她和朱德结婚还未满一年，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朱德曾经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如此介绍：“她在农民里无人不知，是不怕死的农民组织者。”
坊间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朱德1962年重上井冈山，临下山时，他什么也不要，只带走了一盆“井冈兰”。
（徐轶汝整理 感谢朱德胞妹朱九香的孙女 刘克明 女士提供材料）
部队
李杜原是奉军中张作霖的爱将，“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兵进吉林省，东北面临危亡之时，他出自爱国之心，率部下奋起守土，浴血抗战，重创敌伪军，后因孤军无援而失利。他取道苏联，进关面见蒋介石，敦请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连遭冷遇，遂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欲重返东北杀场，由于受阻，三次努力未遂，壮志难酬。在救国无门之时找到共产党，毅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舍弃亲生骨肉，营救毛泽东之子出险境，送往苏联。他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说服张学良与中共联合抗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促成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发誓“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他不思个人荣辱，忠守其志，在抗日时期，在国统时期，不畏艰险，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杜将军是爱国者的典范，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追述其业绩，以为纪念。
李杜是著名的抗日英雄，被人誉为“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 李杜，原名荫培，字植初，又名玄存、黎苏。1880年8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西关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父亲李万钟，母亲王氏。李杜兄弟四人，他居长，六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学习刻苦，聪慧过人，每次考试皆列前茅。十九岁时，家道中衰，去义县清河门一家烧锅当学徒。 1900年庚子之变，俄军出兵中国东北，溃败的大辫子清兵路过李杜的家乡，肆行劫掠。李杜回家，见清兵殴打其父母，他上前阻止，被清兵开枪击伤，幸亏未击中要害。溃兵去后，他得知家乡的百姓多受其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遭受战乱之苦的乡亲们深感不平。他气愤之下，决心投笔从戎，取得军权，解救受难的苍生。他发誓果有带兵之日，定剿除害民之兵匪，保护百姓，“绝不扰民”。他伤愈后，察访到驻义县的清军二十镇的耿营官比较正派，便投其麾下充任司书，负责管理兵饷。
1905年，日俄战后，东三省改设行省，总督徐世昌着手整训军队，张作霖也组织民团，保卫地方，李杜改投义县民团，他多次和土匪交仗，作战勇敢，当了班长。后来，他又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连长。1908年升任奉军左路随营总教习、左路教练官。1912年就任奉天防军管带、东北陆军第二十九师一一四团第三营营长等职。驻锦州一带，负责该段铁路保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李杜得知消息后，即刻响应，带头剪去辫子，和清政府决裂，并着力保护在辖区内的革命党人。
1917年，李杜升任东北陆军步兵一一四团团长。在此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以金钱、武器为诱饵，唆使满清贵族肃亲王善耆和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的宗社党策划“独立”，频繁寇边，声势甚大，一度窜入南满铁路的郭家店，扰乱百姓不得安宁。奉军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奉命率军征剿，因蒙军挟众万人，彪悍善战，又有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吴俊升多次征战，连连失利。张作霖调集重兵增援，击毙巴布扎布，但余匪仍然骚扰不息。李杜目睹兵来匪去，人民不堪其苦，便亲书剿抚计划，上呈当局，请求单骑直入匪穴，劝其归服，以避免双方征杀，百姓罹难。军中同僚恐其受害，百般劝阻，李杜说：“倘能靖边氛，一身何足惜”。毅然单骑深入匪穴，胸怀大义，坦然自若，在刀山剑丛之中与匪首谈判二十余日，终于说服匪首缴械投诚，并交出日本人资助的武器弹药、清朝逊帝肖像、龙旗等物。李杜大智大勇，深得有正义感的官兵赞誉，但也受到吴俊升的嫉妒和排斥，遂于1917年秋呈上辞表，拂袖而去。
1918年，李杜转任奉军总司令部第四输送队大队长。1919年赴北京任北平将校研究所所长、军事科长。1921年，孙烈臣督黑龙江，李杜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山林警察局局长，专管剿匪事宜。1922年，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李杜随孙烈臣到吉林，任吉林军械厂厂长。1923年，张作相任吉林督军。李杜先后被任命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和长春戒严司令。在任警备司令期间，曾多次率部征剿胡匪，劝降了“老白龙”改编为部下，维护地方百姓的安定生活，深受人民的爱戴。
东北地区人民中流传的枪毙女匪坨龙的故事，就是李杜在长春时奉命执行的。坨龙是开原老城人，活动于吉林和辽北一带，李杜的部下李发(后为李杜的卫队长)，率人几经侦察追捕，在铁岭地区捕获了坨龙。吴俊升和少帅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都想看看这个威名一时的女匪，都打电报给李杜，要坨龙。对此李杜很感为难，经部下王子明出主意，为了双方都不得罪，先将坨龙枪毙，然后给吴俊升、张学良回电报，并寄去坨龙的照片，电报说：“收到电报之时，已将坨龙处决。”对此，少帅张学良没当回事，吴俊升因与李杜有过节，很生气。过些日子，寻找借口，诬陷李杜克扣军饷，把李杜逮捕关押起来。李杜的夫人王者培得知，大为恼火，决心去大帅府大闹一场。
王者培是李杜的二夫人，吉林人，是满族家庭的大家闺秀，自幼学武，刀枪纯熟，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人称“双枪女侠”。她久慕李杜之名，李杜在吉林剿匪期间，她找机会看见李杜，见他青年英俊，军纪严明，是个将才，便产生爱慕之心，决心嫁给他。托人找李杜说媒，李杜因家中已有夫人马氏，没答应。王者培嫁他之心坚决，在李杜带兵回义县之时，她带几名男女随从尾随至义县，面见李杜，非要嫁给他不可。李杜还是不答应，但无法摆脱王者培的纠缠，对她说：“听说你枪法好，你要是能把塔顶上的鸽子打下来，我就娶你。”王者培说：“你说话算话?”，李杜说；“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有父母二老做证。”父母二老见王者培精明强干，因李杜常年在外行军作战，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儿媳伴随儿子，便答应了。王者培与李杜一家人来到义县佛塔前，王者培看看塔顶的鸽子，毫不犹豫，拔枪抬手一抢，塔上的鸽子应声而落。李杜再也无法推辞，老人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婚事就定下来了，过门之后，王者培知书达理，办事利落，孝敬老人，尊重马夫人，姐妹相处很好，深受家人拥戴。过门不久就让她当家，王者培管理家务，里里外外条条是道，是李杜的贤内助。
王者培听说李杜被关押，立即带几名随从，乘马奔赴沈阳，来到张作霖的大帅府，卫兵说大帅不在，她找省参议会大闹，叫他们下令放人。省参议会官员们一看王者培的架势，惹不起，说做不了主，叫她去找张大帅。王者培再次来到大帅府，卫兵不让进，争吵起来，王者培硬闯，三拳两脚，将几个拦阻的卫兵打倒在地。这时张作霖和寿夫人乘车回来，见此情景，问明情况，王者培要求进屋说话，到了客厅，王者培说明丈夫李杜被关押的经过，要求大帅做主放人。寿夫人也是干脆利落的人，和王者培一见如故，禀性相投，急帮腔让张作霖下令放人。李杜当时被关押在八面城，王者培带着大帅的手令，亲自长途跋涉，去昌图八面城，找吴俊升把李杜要了出来。李杜出狱后，与王者培到沈阳大帅府，面见张作霖致谢。张大帅早闻李杜的名声，一见李杜果然不凡，很是喜欢，对李杜说：“你去依兰吧，那有个兵工厂，你去当厂长，兼镇守使，替我对付北边那些俄国人”。李杜表示：“愿意效劳”。临别时，大帅叫住李杜，问李杜原先是什么军衔，李杜回答后，张作霖说； “你就当个旅长吧”。于是李杜就去依兰任镇守使，兼十旅旅长，少将衔。成为张大帅部下将领。1925年，奉军军长郭松龄率部反奉，李杜时任吉林第15师 10旅旅长，奉命在山海关一带阻截郭军，他在平息郭军的战争中，军纪严明，全力保护无辜，深得张作霖的好感和器重，升任十五师中将师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出兵进关攻打冯玉祥，李杜痛感内战频起误国害民，坚决不参加内战，张作霖只好仍委任他为依兰镇守使，兼第九旅旅长。后改为第二十四旅。当时，依兰镇守使管辖下江十三县。1927年5月，李杜上任后，力主地方实施善政，宽柔于民，惩治邪恶。要求各级官吏奉公守法，对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并身体力行，深受民众的尊敬和信赖。当地百姓在镇守使门前献上“造福于民”“恩泽桑梓”、“名垂东北”和“政绩斐然”等八块匾额及万民伞、万民旗等，表示对他的敬赖。
李杜带兵以后，果然话附前言“绝不扰民”。他严明军纪，部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遇匪剿匪，北方的俄国人不敢正眼视之，保卫了地方居民的安定生活，他的部队深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了提高官兵的爱民保民思想，李杜在镇守使大堂正中高悬亲笔书写的对联：“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横幅“还我河山”。还在旅部设军官轮训班，亲自为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同时严明军纪，依法治军。他的部队是奉军中战斗力甚强的队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东北的战争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者轻易占领了辽宁省。吉林省的军署参谋长熙洽为首的军政要员们不惜出卖国土主权，公然向日军投降，日军兵不血刃，于9月21日即占领了吉林省城长春，24日宣布成立以熙洽为首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25 日熙洽正式就任伪省长之职，并发表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通电；还宣令吉林省所属各县部队必须服从“新政府”节制，这一函文发至依兰地区，各县署纷纷电呈镇守使，请求决策，李杜当即宣令：“拒不附逆，坚决抗日”。
熙洽公开叛变投敌的行径，使李杜义愤填膺，他立即以依兰镇守使名义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的卖国行径。呼吁各县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将日本侵略者驱除国土。要求各界协助部队维持地方秩序，积蓄粮草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当时，李杜属下兵力有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三个团，分驻于依兰、佳木斯、富锦、饶河等地区，担负松花江下游和边防地区的警备任务。为了防止不测，他亲到富锦，将驻军团长、熙洽的亲信马龙图革职，改派他的副官长马则周接任。然后，他断然通令属下封锁松花江下游各县的永衡官银号、农业银行及财政税收部门的款项，拒绝向省城交纳税收，积蓄起来以充军备。他还召集全旅少校以上的军官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他在会上说：“日本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我们也必须用武力将他们赶出去。守土抗战，保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我李杜决不当汉奸，叫国人唾骂，更不做亡国奴，任人宰割”。“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军人不能苟且偷生，除了奔赴疆场，为国杀敌，报效国家之外，再无别路可走！”与会部属慨然响应，决心追随李杜将军揭举义旗，共赴国难。为了做好迎击日本侵略军的准备，李杜下令将分驻在松花江下游的各部集结在依兰附近整训，以待杀敌时机；并派人员整顿下江十三县的地方武装，设立自卫团督办处，组织民团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同时，积极筹集积蓄军事物资、弹药、粮草，登记民枪，以备战时之需。为了了解敌情，他派人密切监视敌方动态，将富锦的无线电台站搬迁至依兰，与张学良和上海、天津等地频繁联络，互通情报。同时密派人员往赴哈尔滨、齐齐哈尔、舒兰、阿城、榆树等地联络马占山、丁超、邢占清、冯占海、张作舟等将领相约抗日。又派原镇守使署副官长马宪章率步兵一团和炮兵、工兵、通讯兵各一连开赴阿城前线，接换在拉林受挫的冯占海的防务，并分出部队到哈尔滨以东的三棵树附近，监视哈尔滨动态。就这样，在日军压境、汉奸投敌、国土沦亡的危急关头，李杜将军临危不乱，沉着运筹，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吉林伪政权建立后，熙洽、孙其昌一伙投降派分头向各地驻军将领进行拉拢和威胁利诱，极力招降。原吉长镇守使兼二十三旅旅长李桂林，延吉镇守使兼二十七旅旅长吉兴以及曾被撤职的骑兵师长于琛澄相继附逆，其属下的团长刘宝麟、马锡麟、王树棠等人也均成了投降势力的骨干，他们这些汉奸们明来暗去，四出活动，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拉拢投降派势力，卖国求荣的鼓噪声甚嚣尘上。
汉奸熙洽深怕李杜在下江树起一帜，千方百计拉拢劝降。先以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参谋长一职诱惑李杜降日，被李杜严辞拒绝。后又派伪省木税局局长翟景儒到依兰力劝李杜附逆，
李杜不仅拒绝，还嘱翟景儒回去规劝熙洽“省识大体，勿充国贼”。熙洽仍不死心，他深知李杜雄才大略，又在将士和民众中有极高威望，如其归降，是他的一支臂膀；如其不降，将是他日伪政权的劲敌。于是他再度派翟某去依兰游说。李杜为稳住局势，置酒筵款待，并宣称：“彼此故交也，今夜祗可谈风月，幸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翟景儒不敢再言，筵罢辞去。熙洽招降不成，便派人暗中去下江诸县诱降地方官员和部队头领，企图釜底抽薪，破坏下江的抗日阵营。李杜闻密报后，立即采取对策，在撤换马龙图之后，又撤换了桦川县县长，调力主抗日的同江县长张赐侯接任。同时收抚乡间义士王勇，组建民团参加抗日。
熙洽对劝降李杜仍不死心，亲自带人携礼品去吉林李杜家中，对李杜的夫人马氏和王者培进行威胁利诱。送来一套珍贵的宋代瓷器，一套黄金包头的象牙筷子，让王者培劝说李杜投降。并威胁：如李杜不降，激怒日方，李氏全家老小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李杜的父母健在，二子李乐、李铁(即李凡)尚年幼。为保护家人安全，二位夫人不敢公然拒绝，只好假意应承，支走熙洽。王者培恐怕熙洽引日本人前来抄家捕人，当天夜里，携带动产，金银首饰和贵重之物，一家六口人连夜逃走，到依兰投奔李杜。
李杜听夫人讲述事情经过后，拿起那套宋瓷看了看，连声夸赞：“好东西，可卖不少钱。”王者培以为丈夫动了心，急忙说：“咱可不能做那留万代骂名的事啊！”李杜微微一笑，把熙洽送来的宋瓷、象牙筷子和夫人带来的贵重物品都送去变卖，充为军饷，竖起了抗日大旗。为了一心一意处理战事，让全家人化装成难民，令卫队长李发带几名卫士护送进关去天津躲避。当时李杜的三弟李雨霖任天津保安队总队长。家人走后，李杜将军已存有与国土共存亡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之念。
1932年2月1 日，李杜率部参加哈尔滨保卫战。日伪方面以5个旅的伪军和一个旅团的日军气势汹汹的杀向哈尔滨。李杜率部拼死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然而，在战斗的关键时刻，顾乡屯守军旅长王瑞华临阵逃跑，南岗守军将领也放弃阵地率部退入市内，自卫军团长白文俊、宋文清以及张景惠的警察总队阵前倒戈投敌，丁超则脱离部队，只身一人跑到张景惠的公馆里避险。李杜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哈尔滨保卫战失败。
日军占领哈尔滨后，李杜拒不投降，带领残余部队继续转战黑龙江，直至完全失败，退入苏联。
还真没看过
我看过一部电影叫 别有洞天，里面穿插着说了一个故事，和你说的很像，女强盗留下一笔财宝，后人想找出来。。。
不知是不是你要的
江姐
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在下川东领导农民暴动失败，不幸牺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组织将她再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于端午节后因上级领导叛变出卖而被捕。正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后方农村暴动，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地下组织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凭拷打折磨，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
后来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又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仍旧称为“江姐”的“江雪琴”，实际上江雪琴的革命经历和主要事迹均与江竹筠相同(电影演员于蓝在扮演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时，就专门请当年江姐的战友刘德彬详细介绍了真实的江姐的各方面情况)。因此，一般人仍然把小说中以及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历史上真实的江姐。
虽然江姐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只是基层党组织(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与她同时代献身革命、同样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何止成千上万，但她却为广大公众所熟知，江竹筠的名字和事迹还同许多革命领袖人物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的人物辞条中。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时，还有不少人要求选江姐……这不能不归功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
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作烈土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因江姐看到丈夫人头的情节编造痕迹太重，被刘德彬提议删掉了。但江姐遭受竹签子“钉手指”酷刑的情节，仍然保留了下来，长期留传，影响深广。
我们看看历史上对江姐事迹的介绍中，对她受刑的介绍经过了怎样的演变。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在国民党当局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了血腥大屠杀。12月初，分别在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逃生的刘德彬、罗广斌等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集中。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参考。他们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提供烈土生平及狱中表现等资料，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由罗广斌一人做代表向评审会议介绍情况，听候咨询。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双枪老太婆：小说《红岩》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当是双枪老太婆了。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惩奸除恶，腰插双枪，能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带领华蓥山游击队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颇具女侠风骨。
真有这样的生活原型吗?有。不但有，而且生活原型比小说、电影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就是中共党员陈联诗同志和邓惠中烈士。
陈联诗，四川岳池人，生于1900年，其家庭为岳池名门。陈联诗自幼聪颖过人，毕业于岳池女师，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执教，1923年1月与廖玉璧结婚。婚后，陈联诗和廖玉璧双双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此后，廖玉璧奉党组织的指示回家乡去抓武装，陈联诗便随丈夫返乡。
陈联诗在川北起义中，积极协助丈夫工作，并亲自主管后勤军需，下山搞粮筹物，到重庆购买枪支弹药护送回华蓥山，干的都是处处充满危险的工作，但她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她的枪法，也是这段时间苦练出来的。
大约是艺高人胆大吧，此后她腰插双枪，不管是下山筹粮筹物，还是到重庆运子弹回来，虽然身边只带两三个队员，但只要有小股敌人敢挡道，肯定跑不掉吃她的枪子儿，很快在川北打出了名气，人称“双枪女侠陈三姐”。1928年秋，陈联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她因党组织决定川北举行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起义，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负责第二次起义的后勤筹备工作。
为了解决起义的大批款项困难，陈联诗和廖玉璧卖了自己的田产，将钱交给了党组织。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陈联诗便在广安开了“悦来医社”，以保证起义后的药品供应，在罗渡溪、赛龙场、肖家场开了栈房和饭馆，以备起义后的吃住急需。忙完这些，她又带了一个小分队，赶往重庆抢运回一批枪支弹药。
起义顺利举行了。这次起义使军阀杨森的部队遭到重创，一时间完全被拖住，无法抽兵围剿红军，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此后，陈联诗和华蓥山游击队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指挥这支英勇不屈的队伍一直在华蓥山坚持武装斗争。
“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二邓惠中，是四川岳县人，出生于1904年7月(农历)，毕业于岳池女子师范学校，并执教于该县江西馆小学，此后不久，即任该校校长。
1937年冬，邓惠中的丈夫邓福谦因向往延安，决心投身于革命事业。留在家里的邓惠中，担负起了供养老人和抚育三个幼儿的重担，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丈夫同年入党。入党后，她很快担任了县妇女委员和妇女特支书记，把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这一时期，邓惠中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岳武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中。在实际武装斗争的锻炼中，她学会了射击，逐渐练成一名神枪手，经常腰插双枪，下乡筹粮筹款，并和陈联诗一样，经常扮成阔太太，坐上滑杆，带着几名游击队员出外运回枪弹。她几次身临险境，但都从容镇静地应付过去。实在无法蒙混过关的时候，她便果断地拔枪射击先发制人，带领队员冲出险境。
岳武起义失败后不久，邓惠中于1948年8月2日不幸被捕，敌人同时还抓捕了她的也是党员的二儿子邓斌。母子都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邓惠中和儿子邓斌被特务们枪杀于渣滓洞。
许云峰：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强忍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行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政治犯。他们给犯人食用霉烂的食物，而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乘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龙光华英勇牺牲，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
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窜到乡下，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秋去冬来，转眼到了年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当局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放出和谈空气。阴历年三十，渣滓洞全体难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更令人高兴的是，地下党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人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刘思扬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姓朱的人潜入刘家，说他受区委书记李敬原的委派，前来了解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正当刘思扬对此人怀疑时，李敬原派人送来情报，揭穿了这个伪装特务郑克昌的真面目。刘思扬来不及转移，又被抓起来关进另一所监狱“白公馆”。郑克昌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当解放军攻入四川，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徐鹏飞等狗急跳墙，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刘思扬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疯老头： “疯老头”华子良
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从被捕入狱到最后脱险，整整坐了14年牢。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者，小说《红岩》中描写的华子良的情节，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他是山东阳谷县人，出生于1909年，1933年入党，同年打入敌特，后暴露被捕。韩子栋在好几所著名的监狱被特务关押过。在白公馆监狱，他什么酷刑都受过，但他就是不招供、不低头，特务们拿他实在没办法，就一直把他关在白公馆。由于关押时间长了，特务们渐渐对他放松了戒备。以后新到白公馆的特务，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嫌疑犯，人也傻乎乎的。担任采买的看守王懋才就经常把他带出去挑菜。
1947年8月18日，这是一个韩子栋一生都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下午，王懋才又叫上他上街买菜。途中，王被特务们拉上了牌桌，打麻将赌起钱来。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韩子栋决定就趁这个机会逃出去。
韩子栋见王懋才渐渐打上了兴头，便向王说道：“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就回来。”来到街上后，他一溜猛跑到嘉陵江边。为了对付特务的警犬，他跨入江水中奔跑了好长一段，然后才找了条小船，渡过江去。
王懋才打了一阵麻将，才忽然回过神来：哎，人呢?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来?他心知不妙，下了牌桌。一帮拉他打牌的特务，也立时吓得呆了。
白公馆跑了共产党!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顿时闹得重庆保密局系统从上到下都惊慌起来，派出特务四处追捕。正在重庆运输军统器材到南京的沈醉，听说此事后立即调了10辆小车，带上大批特务和韩子栋的照片，分两路向贵阳和成都方向追去。与此同时，特务们还大量加印韩子栋的照片分发各地警特单位，查旅馆，搜店铺。他们以为无论如何都能抓到韩子栋，因为警犬追到嘉陵江边后，根本没有嗅出他过江的气味。可特务们却有所不知，在他们心中傻乎乎呆痴痴的韩子栋，却在逃路中考虑到了怎么对付警犬!
韩子栋过江后，直赴河南，一路忍饥露宿，历尽千难万苦才找到了解放军。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文革”中韩子栋受到不公正待遇。
韩子栋被平反后，担任了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省顾委委员，为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1992年5月19日病逝于贵阳，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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