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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是指东汉末年士族、宦官、外戚互相争权的事件。
一、桓灵二帝时党锢之争，党锢事件屡次出现。
让东汉王朝衰微的是桓灵二帝党锢之争，让东汉王朝走向灭亡的是党锢之祸。东汉末年有三大势力党锢之争，分别是士族、宦官、外戚，其中在桓灵二帝时，士族与外戚一起成为贵族或者朝官，党锢之祸主要便是这些贵族朝官与宦官的矛盾。桓灵二帝昏庸无能，残害百姓信任宦官，宦官权力过大，贵族和朝官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
于公宦官掌权只能祸害朝政，于私宦官掌权会分散贵族朝官的权力。于是知名的贵族和朝官一起上朝进谏皇帝削弱宦官的权力或者干掉一些宦官，皇帝不采纳，这些进谏的人士随后就被宦官报复，参与这件事的官员被罢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是宦官想收拾当初反对党锢之争他们的残余势力，再次陷害一匹官员。至此汉朝朝政一片狼藉，清廉的官员基本上没了。
二、党锢之祸导致东汉灭亡。
这两次党锢之祸造成直接的影响是，百姓民不聊生，张角发起了黄巾起义，宣告东汉王朝不再得民心，也意味东汉王朝正式走下末路。黄巾起义之后，这些宦官与士族外戚政权仍然不停止，先是大将军何进想干死那些宦官，这个消息被那些宦官知道了，宦官们纷纷恐惧，决定先下手为强先干死了何进。
宦官干死了何进，之后袁绍主张让西北军阀董卓来压制宦官，但董卓还没来，宦官势力已经被士族给解决了。董卓入京之后，废少帝，祸乱朝政，于是东汉正式陷入混乱。随后便是群雄割据，三国鼎立，东汉名存实亡。这便是东汉灭亡的整个过程，党锢之祸是主要原因，但是桓灵二帝的残暴昏庸也是使东汉灭亡的一大原因。
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倌、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的罪行，左倌、左称皆畏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日：“畏李校尉”。”
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古代山水画鉴赏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聂（hé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借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苟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两次
1.
第一次党锢之祸：公元165年
2.
第二次党锢之祸：公元167年
党锢之祸简单来说就是士族与宦官发生的党争，但由于当时的皇帝被宦官挟持，士族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压。
事件起因是东汉桓帝时，士族领袖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将李膺等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后到了灵帝时期，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将李膺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处死，囚禁，流放了数百人。后灵帝在宦官挟持下，下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全都免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的影响
党锢之祸引起黄巾之乱，最终董卓入京开启三国时代。经过这场祸乱，地方秩序变得十分混乱，激起民变，导致黄巾之乱。而在同时因为党锢之祸天下儒生几乎被清洗一空。士族势力遭到极大打击，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党锢之祸为士族门阀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序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此后的官僚便多以儒术起家，并逐渐垄断了儒家经义，而后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至东汉时不仅垄断了仕途，并通过其政治影响发展成为了一个个大地主，通过土地兼并垄断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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