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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同一时代的，说起两人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政敌，在官场上有非常多的交集，在政务上势同水火。但是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却是朋友。在历史当中，王安石也提起了变法，但是司马光却坚决反对这件事情的出现，也让两个人的关系闹得非常的僵硬。两人关系这么的僵硬，主要还是因为王石变法所引发的政治斗争。这也就要说到当时北宋的真实情况，北宋当时的朝政遭遇了重大的危机，财政支出有巨大的负担，再加上与西夏有战争，也带来了沉重的军费开支，也让朝廷面临着外忧内患的情况，所以王安石提出了变法，这个变法主要是从利益阶层上去获得利益。但是两个人的思维差异是非常大的，司马光的主张是稳健，所以这也让两个人的关系在后期变得非常的恶劣。双方的矛盾也走向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双方有没有对错呢
王安石和司马光其实双方是没有对错的，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是能够改变当时的社会情况，但是对于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麻烦。而且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比较超前的概念，是不具备有实施成功的条件。再加上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用人方式也有一些不满，所以这也导致了在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实际上的偏差，也让一些不法分子让大家的政治斗争更为复杂。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失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所用非人，王安石在用人时是存在一些偏差的。王安石手下的人在上台之后，恩将仇报，去陷害王石的弟弟。再加上王安石进行变法的政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民间的反对，是没有人民的支持，百姓没有受到利益保护，反而遭受到迫害，所以是没有人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这也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
最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主要是在政治上有一些不同的理念，所以是死敌，但是他们的矛盾也是非常单纯的，主要就是因为变法是不存在个人的得失。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朝著名人物，他们原来是朋友，二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品德、学识、性格等，治国理念却截然相反，耐人寻味。
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
司马光于1038年中进士，时年19岁；王安石于1042年中进士，时年21岁。
司马光本官员子弟，父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官居四品，入官场有庞籍提携，光尊籍为恩师；王安石则有欧阳修等人推荐。
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少时就聪明，砸缸的故事千古流传，“警枕”表现了他读书刻苦用功，对后世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王安石入仕后，在地方为官，享有盛名，但中央征召几次，均坚辞不受，名声益彰。
司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检点：王安石不纳妾，夫人背着他为他纳一妾，王发现后马上打发走了；司马夫人也像王夫人一样，给司马光纳了个妾，晚上姬妾去司马光房间，司马正颜说道:“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
司马光不喜奢华，在朝廷宴请新科进士的闻喜宴上，司马光独不戴花，别人劝说是天子所赐，他才勉强戴了一支；二人都在群牧司供职时，群牧使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
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
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王马之争以前被冠以“儒法之争”，说司马是儒家，王是法家，其实二人都是儒家，王安石还一度配享孔庙，位列孔子孟子之后。
公元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10月，司马光去世。
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文”；朝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关于二人成为正式的政敌的故事
公元1067年,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 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 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 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 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 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的年底发放双 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 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 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 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 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北宋曾经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司马光打小就很聪明，幼年时同伴不慎掉进水缸，眼看要淹死，司马光人小体弱，无力把王安石与司马光他救出来，情急之下，搬块石头将缸砸破，水流了出来，同伴于是得救。“司马光砸缸”，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
王安石与司马光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言辞有度，服饰得体，乃谦谦君子。
王安石从小书读得很好，“名传里巷”，他老成持重，年纪轻轻就不苟言笑。少年得志，官运亨通。执掌朝廷大权，“严己律属”。除了不爱洗澡，穿衣服相当不讲究外，还经常头发蓬乱就上朝觐见天子，号令文武。按当时的标准，他基本上算是神经病。然而皇帝很欣赏他，尽管王安石是典型的“脏乱差”，依然“皇恩殊厚”，成为当朝宰相，锐意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想方设法为大宋收税，充盈国库。
司马光和王安石，性格迥异，又是政敌，两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做宰相，相当的不对付。他们两人的政治主张，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庙堂之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死对头，彼此都认为对方的执政方针荒谬至极。彼此都觉得自己比对方高明，比对方正确，比对方更了解国情。所以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两人丝毫都不客气，用各种手段，向对方痛下杀手。斗争的结果是王安石获胜，司马光从宰相宝座上被赶了下来。
王安石大权在握，皇帝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正因为如此，虽然司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但是并没有因为大权旁落而陷入悲惨的境地，而得以从容地“退江湖之远”，吟诗作赋，锦衣玉食。
风水轮流转。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愤世嫉俗的王安石强力推行改革，不仅触动了皇亲贵胄的利益，也招致地方官的强烈不满，朝野一片骂声，逢朝必有弹劾。“曾参岂是杀人者，一日三报慈母惊”。皇帝本来十分信任王安石，怎奈三人成虎，天天听到有人说王安石的不是，终于失去了耐心，将他就地免职，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王安石既然已经被罢官，很多言官就跳将出来，向皇帝告他的黑状。一时间诉状如雪，充盈丹樨。皇帝听信谗言，要治王安石的罪，征求司马光的意见。
很多人都以为，王安石害司马光丢了官，现在皇帝要治他的罪，正是落井下石的好时机。然而司马光并不打算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恳切地告诉皇帝：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
皇帝听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了一句话：卿等皆君子也!
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可谓相爱相杀。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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